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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故事结束了。

我算不算是&ldo;完全解放&rdo;了呢?

&ldo;完全解放&rdo;这一节我只能写到这里了。

我的&ldo;文化大革命&rdo;到此结束了。

我的《牛棚杂忆》也就算是写完了。

第四部分第57节到此住笔

但是，我必须还要啰嗦上一阵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笔。

&ldo;文化大革命&rdo;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ldo;革命&rdo;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ldo;余思&rdo;或者&ldo;反思&rdo;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既无&ldo;文化&rdo;，也无&ldo;革命&rdo;，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ldo;十年浩劫&rdo;。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

我个人一向认为，&ldo;十年浩劫&rdo;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ldo;反面教员&rdo;。从这一个&ldo;教员&rdo;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ldo;文化大革命&rdo;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ldo;文化大革命&rdo;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ldo;文化大革命&rdo;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ldo;文化大革命&rdo;，特别是在&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ldo;文化大革命&rdo;不了解，听讲&ldo;文化大革命&rdo;，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ldo;文化大革命&rdo;，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ldo;文化大革命&rdo;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ldo;文化大革命&rdo;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ldo;古人说：&rdo;士可杀，不可辱&lso;。&rso;文化大革命&lso;证明了：&ldo;士可杀亦可辱&rso;&rdo;。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ldo;士&rdo;，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ldo;士可杀，不可辱&rdo;，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ldo;教授架子&rdo;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ldo;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rdo;。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ldo;中盆&rdo;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ldo;喷气式&rdo;，批判会不像&ldo;文化大革命&rdo;中那么&ldo;好看&rdo;‐，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ldo;最高指示&rdo;，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第四部分第58节搞运动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ldo;拔白旗&rdo;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ldo;文化大革命&rdo;是一个千载难逢的&ldo;盛事&rdo;。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ldo;革命&rdo;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