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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9章（第1页）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

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ldo;生意经&rdo;，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

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官》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ldo;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间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rdo;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ldo;五四&rdo;运动的初期，新思cháo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

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昔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ldo;九一八&rdo;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汽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ldo;she日&rdo;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ldo;打炮戏&rdo;。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ldo;勿归&rdo;。他踌躇仿煌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

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

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

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申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纤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ldo;大后方&rdo;，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ldo;前方吃紧、后方紧吃&rdo;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ldo;国难财&rdo;。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ldo;英雄无用武之地&rdo;，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