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ldo;新史学&rdo;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ldo;中国之旧史&rdo;的批判。这是梁启超&ldo;新史学&rdo;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
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ldo;发达&rdo;
的,但他对这种&ldo;发达&rdo;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ldo;陈陈相因,一丘之貉&rdo;。梁启
超具体指出&ldo;中国之旧史&rdo;有&ldo;四蔽&rdo;,&ldo;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rdo;,&ldo;二曰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rdo;,&ldo;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rdo;,&ldo;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
想&rdo;;&ldo;缘此四蔽,复生二病&rdo;,一是&ldo;能铺叙而不能别裁&rdo;,二是&ldo;能因袭而不能创
作&rdo;;&ldo;合此六弊&rdo;,又有三&ldo;恶果&rdo;,即&ldo;难读&rdo;、&ldo;难别择&rdo;、&ldo;无感触&rdo;。其议
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
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ldo;六君子&rdo;,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ldo;因人成事&rdo;,
《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ldo;家谱&rdo;,是&ldo;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rdo;,所有
的本纪、列传只是&ldo;无数之墓志铭&rdo;的&ldo;乱堆错落&rdo;,&ldo;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
之偶像&rdo;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
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ldo;中国之旧史&rdo;的批判,为&ldo;史界革命&rdo;和开创&ldo;新史学&rdo;
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
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ldo;旧史&rdo;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
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
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
者错误地认为,在&ldo;新史学&rdo;和&ldo;旧史学&rdo;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
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ldo;中国之旧史&rdo;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
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
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
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ldo;新&rdo;的方面,
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ldo;旧&rdo;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