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周作人都再清醒不过了,但道理上通晓,而在情感方式上,却是有差异的。人们在直面同一件事物时,其经验是如此不同,人与人的难以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三味书屋,颇有些名气,这是鲁迅在文章中写过的缘故。很奇怪,周作人写了那么多关于故土风情的文字,却没有一篇比得上其兄的。细想一下,周作人有的文章,写得也确实美,即使是到了晚年,写孩提时的故事,文字依然老到、精致。但总觉得周作人是远远地回首,仿佛一个道人,对旧迹不过朦胧地眺望一下而已。而鲁迅则相反,他燃烧在那里,文字中是生命的光热,可把读者也引到其中一同燃烧。这很不简单,周作人当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鲁迅进三味书屋学习,是1892年。此前,他随亲属周玉田读过《鉴略》,看过《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和《花镜》等书籍,并抄过《鉴湖竹枝词》一百首。入私塾前,鲁迅曾随从过两位远房叔祖读书,开蒙并不算晚。周作人正式上学比哥哥要迟几年,去的也是三味书屋。关于此事,兄弟二人的回忆,我以为很是有趣。鲁迅不愧是小说家,几笔之中,师生的形态便跃然纸上;周作人要细得多,注重的是叙述,而不是形象的描述。虽然教书的先生水平有限,但所学的内容和管教之严,无论如何对日后两人的成长,均影响不小。
私塾所学的,是儒学的基本知识。但那些过于成人化的知识表达式,对孩子来说,是滑稽可笑的。钱理群先生研究周氏兄弟早期学习时,这样描述道:
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ldo;上中&rdo;,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13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ldo;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rdo;。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ldo;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很不相干。&rdo;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8]
三味书屋的教育十分刻板,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严格。《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已把早期教育中的苦乐写尽,形象已极。《知堂回想录》亦有较清晰的介绍。周氏兄弟对中国旧式教育的态度,我们在此可见其一斑。在两人的记忆里,似乎均对课外学习以及民间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许,正是那些非正统的、弥漫着乡间民俗与自然之力的世界,才更可唤起少年的快愉吧。鲁迅周作人后来对儿童文学的大力提倡,对野史与民俗的钟爱,或许是早期经验的流露?且看鲁迅对自由学习的情形是怎样的依恋: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灰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ldo;荆川纸&rdo;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9]
这是少年对枯燥的私塾学习的天然的反抗。他们先后遇到几位老师,唯三味书屋的寿先生,尚留下较好印象。但旧私塾的管教方式,确乎有悖少儿的身心健康,那无想像力、无色彩的灌输方式,对儿童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后来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讥讽教师的行径,和早年对僵硬的教育制度的反抗,是很有关联的。
那时,除了正轨的私塾学习外,兄弟二人差不多把精力全部用到了杂览和童话游戏类的活动中。这一点,祖父对二人的宽容的学习方式的熏陶,也起到了作用。周介孚是主张孩子读些小说的,这很不简单,先导之以形象,后寓之于理,很符合少儿心理的发展。兄弟二人后来对古典小说、戏曲所以念念不忘,我想,这便是对私塾教育失望的一个反证。所以周作人在叙述少年时的学习生活时,对鲁迅浪漫的精神追求,刻骨铭心:
在乙未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ldo;赤蚁如象&rdo;的话,便想像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共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10]
如果不是周作人记下了这逝去的一瞬,我们对鲁迅的少年的理解,会很简单的。明乎此,便会理解他为什么对《山海经》、对社戏、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偏爱,而对孔孟儒学本能的反感。虽然,私塾给予了他们中国式的情感与认知习惯,但最迷人的,却是儒教以外的东西。这其中可琢磨的内容的确很多。
鲁迅15岁那年开始记日记,周作人记日记时是14岁。可惜长兄的日记已佚,详情难考。但周作人的日记却保存了下来,使我们终可以窥见那时兄弟间的活动痕迹。我曾经想过,如果一个人,持续终生地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其中多少有些&ldo;自恋&rdo;意识吧。至少从周作人早期敏感细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那些平淡的文字间,我常常可以读出少年朦胧的、新奇而略带忧戚的情感。他们后来选择文学写作,这种早年的自我训练,是起到潜在作用的。读周作人那时的诗文,我很是惊异于他的才气,那种古雅的情思、多虑的目光、济世的抱负,即使在现在的少年人中,也是少有的。
早期记忆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杂览。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浏览了诸种小说、诗文。《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读得很用心,而《聊斋》、《毛诗品物图考》、《山海经》、《玉芝堂谈荟》、《鸡肋编》、《南烬纪闻》、《扬州十日记》、《蜀碧》、《立斋闲录》等,也读得兴致浓浓。绍兴是有读书传统的地方,杂记、野史之类的书籍要找到并不困难。鲁迅那时读书很勤,也渐渐对绘画艺术产生兴趣。杂览的结果,便是对正统文化之外的、有民间情趣与人间情怀的文化精神,渐有了解。鲁迅慢慢养成了抄书藏书的习惯,这也传染给了周作人。抄书与绘画,对少年人的心性,是有所陶冶的。周作人后来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曾有所记录:
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这并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乃是普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谱。最初买不起书,只好借了绣像小说来看。光绪癸巳祖父因事下狱,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里,住在皇甫庄,是范啸风的隔壁,后来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渔的娱园的厢房。这大约还是在皇甫庄的时候,豫才向表兄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叫作吴公纸的一种毛太纸来,一张张的影描,订成一大本,随后仿佛记得以一二百文钱的代价卖给书房里的同窗了。回家以后还影写了好些画谱,还记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描了一半暂时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豫才扯去另画,祖母有点怅然。后来压岁钱等等略有积蓄,于是开始买书,不再借抄了。顶早买到的大约是两册石印本冈元凤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这书最初也是在皇甫庄见到,非常歆羡,在大街的书店买来一部,偶然有点纸破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掉换,至再至三,直到伙计烦厌了,戏弄说,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掉换,乃愤然出来,不再去买书。这书店大约不是墨润堂,却是邻近的奎照楼吧。这回换来的书好像又有什么毛病,记得还减价以一角小洋卖给同窗,再贴补一角去另买了一部。画谱方面那时的石印本大抵陆续都买了,《芥子园画传》自不必说,可是却也不曾自己学了画。此外陈淏子的《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书,是用了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那里得来的。家中原有几箱藏书,却多是经史及举业的正经书,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买添,我记得这里边有《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池北偶谈》,《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金石存》,《徐霞客游记》等。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ldo;帽盒&rdo;中带了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图书集成局的扁体字的。《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豫才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好容易凑了块把钱,买来一部小丛书,共二十四册,现在头本已缺无可查考,但据每册上特请一位族叔题的字,或者名为&ldo;艺苑捃华&rdo;吧,当时很是珍重耽读,说来也很可怜,这原来乃是书估从《龙威秘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的一碗&ldo;拼拢坳羹&rdo;而已。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颇不小,它就&ldo;奠定&rdo;了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