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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诚如他所说,自己在日本,一呆就是6个年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是把东京当成自己第二个故乡的。这6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重大,其收获已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来。应当说,那6年他所读的书,甚至比鲁迅还要广泛。他不仅学习了日本语、希腊语,甚至还涉猎了俄语和梵文。加之先前学过英文,他的知识视野,是异常开阔的,而兴趣也在那时变得多样化起来。那是安逸、快乐的6年,他渐渐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心性温和、中庸、学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时悄然形成。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不是像鲁迅那样,出于一种生命本体的需求和民族感的需要。他与日本的男男女女的结识和交往,大多止于一种礼仪上的,不似鲁迅那种精神深层的拷问。看周作人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不及鲁迅那么忧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风细雨的快意。异国的一切,在他那儿成了一幅幅优雅的山林图。周作人似乎就坐于木板房前,品茶读书,书香暗来,有不尽的爱意从中涌出。他似乎没给后人留下什么痛苦的东西,回忆成了一种自娱,在那温和的谈吐中,他把文化交汇过程的审美快慰,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

这种自娱,鲁迅是很少表现过的。他与生俱来地带有神经质的东西,对外界不和谐的杂音,十分敏感。倘若把周作人放到当年鲁迅在仙台读书的环境里,即使遇上同样的事件,他的反应,恐不会有兄长那么强烈吧?他本能地具有着钝化痛感的能力,精力与兴奋点,均留在书趣之中。外面的风雨也只是仰头遥望而已,不会像哥哥那样赴汤蹈火。兄弟间的不同,在留学期间,便这样分明,这就多少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道路。

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这是确实的。

自从兄弟二人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渐渐出现了新的内容。周作人除了读书学习外,更主要是听命于哥哥,或说受鲁迅思路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此前他们都译过国外的作品,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并不系统。那多是受了林纾的影响,文字也古奥。到了1907年左右,周氏兄弟萌发了编辑杂志的欲望。按周作人的解释,办杂志以倡导文学,是受了梁启超《新小说》杂志的影响,一时似乎找到了中国人精神自救的路。梁启超那时名气很大,他于1903年创办的《新小说》,多载有爱国兴邦的章回小说,还带有域外翻译作品,风靡一时,尤其对青年人感召力很强。梁启超曾著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以小说寓教,感染世风,使国人从昏暗中自省。应当说,把社会启蒙从空洞的叫喊落于实地,且又和中国读书人的喜阅小说杂记一类联在一起,对周氏兄弟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通过文艺转移性情,改造世界,是个重要途径。鲁迅弃医从文,虽有上面谈到的原因,但我想,艺术与哲学对他的引力,或许更大。文学事业一下子把他吸引过去,其中心里多年养成的爱好也是起到潜在作用的。一般青年爱好写作,钻研于写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主办一个杂志,就非有气魄不行了。这也可以想见,青年鲁迅的信心是很足的。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太妙,办一份杂志,对于穷学生而言,谈何容易!这份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周作人写道:

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12]

这不能算什么打击,此后两人把精力都转移到翻译上去,成就便显示出来了。

说起翻译,在周氏兄弟一生中,一直占着很大比例,所耗精力亦多,差不多都用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坦率说,翻译是件苦役,远比创作影响弱小。但两人偏偏对译介发生兴趣,且忠贞不渝,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可以说,二周的文学活动,始于创作,从译介外国作品过程中,启发自我,开导世人,在他们看来,是双收获。那时的中国,第一要务乃精神启蒙,启蒙的工具,只能来自异邦。但为什么不先选择哲学、社会学书籍为译介对象,而恰恰是小说呢?想起来,还是文学救国、精神救国的意识使然吧?鲁迅与周作人的译介工作,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目的性,所选择的作家,大多为弱小的落后民族,很少趋时文人的或大作家的作品。这种价值选择的尺度,可见出他们那时的心态,大约是希望从相同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苦境中,找到一种文化的互证。这是很不轻松的工作,两人译得很苦,周作人有时倦怠偷懒,便遭致兄长的训斥,不敢有松懈之心。周作人是喜爱有情调的艺术作品的,但鲁迅却很注重精神性的东西。他领着弟弟译书,不太受日文译界的影响,学了德文,又不去啃显学著作,例如歌德的作品集,而是通过德文,了解东欧弱小民族的世界。周作人深深感到了哥哥的选择,他的主观性很浓,他已有了较坚定的主张,世风怎样吹,与他均无影响。其时,日本的改革可说是见成效了,文学也有成就,可鲁迅除了对夏目漱石有些好感外,对日本文学,几无兴趣。这种态度,与弟弟显然是有别的。他们最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虽然周作人的译文占一多半,但从篇目的选择上看,显然受到鲁迅的支配。从异国的精神之海取来有益的养分,旨在疗救国人的饥苦,这确乎是具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才会有的人间情怀。林纾当年的翻译,曾影响过几代人,但其价值,并不像鲁迅那样高,倘若翻阅先生那时的译文,你是不能不为其苦苦的追求而深受感动的。

鲁迅那时是很喜欢科幻小说的,所以他最初选择的翻译对象,还有科幻作品。法国作家儒勒&iddot;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是他最初的译作。这些充满幻想的小说,与鲁迅求学时的爱好正好相吻合。他觉得中国一向缺乏科学精神,也没有以科学为内容的艺术,科幻小说的出现,对中国人无疑是新鲜的事物。它不仅可增长知识,激发想像,对国民性情的陶冶也多有益处。周作人的翻译,与鲁迅多有不同,对科幻作品远不及鲁迅那么热心。他选择了英国的哈葛德、安特路朗,俄国的托尔斯泰,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育珂摩耳等人为对象,对这些人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较认真的译介。这其中,鲁迅也用力不少,帮助弟弟润色文字,并为有的译本作序。这里值得纪念的是,1909年两人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在东京正式出版。小说收有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德来夫,波兰显克微支,芬兰哀禾,英国淮尔特,波斯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人的作品。该书译笔已显出两人的才气,虽然文风不同,业余时间的爱好也有差距,但至少在这次合作中,可看出彼此情投意合的一面。许多年间的兄弟友情,差不多都留在了这两本译著中。那无数个不眠之夜,那些寂寞而紧张的时光,在这两册书中变成了永恒。《域外小说集》销路并不好,但在中国翻译史上,是殊可纪念之事。此书出版不久,日本东京的一家杂志《日本及日本人》第508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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