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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类似的恶语,在《阿q旧账》、《志摩纪念》、《半农纪念》、《苦竹杂记&iddot;后记》等文中,均有所流露。在周作人看来,老人就应像老人的样子,不可轻薄做些越轨之事。他认为鲁迅之加入&ldo;左联&rdo;,翻译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实在是不安本分、投机的缘故。周作人此间的态度,不免孔孟儒学的遗风,或带有生物本能的欲念分析也未可知。总之不是思想上的解析,而多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揣摩,可谓恶毒不浅的。曹聚仁说这是周作人的损失,我以为是确实的。其二,周作人对鲁迅的攻击,还集中在要不要文化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在周作人看来,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定于一尊,左翼文化固然有反抗压迫的一面,但那种原则便有独尊的一面,八股的一面。1935年,他在《关于命运》一文中,以宿命口气云:&ldo;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rdo;又说:&ldo;我们现在且说写文章的。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功令以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写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近来听说有单骂人家读《庄子》、《文选》的(鲁迅曾与施蛰存围绕《庄子》、《文选》问题展开过笔战,批评过施蛰存在《庄子》、《文选》上的态度。‐‐引者注),这必有甚深奥义,假如不是对人非对事。&rdo;[5]随后他在《谈韩退之与桐城派》、《科学小品》、《关于焚书坑儒》、《遵命文学》等文中,大骂载道派的理论,对&ldo;党八股&rdo;、&ldo;文艺政策&rdo;多有微词。我觉得这是有影射鲁迅的地方。1936年,周作人所作《遵命文学》一文,直接把矛头指向鲁迅和左翼作家:

对青年的朋友谈八股文试帖诗,恐怕难免有点隔膜吧,那么,我们也就不妨来改谈&ldo;宣传&rdo;。我平常对于宣传不大有什么敬意,因为我不相信广告。其实店铺里倒是有些货色的,广告不过把次货说得很好,宣传往往是将无作有。仔细想起来,宣传与广告并不是一路,广告似乎写情书,宣传乃是做八股。科举停了三十多年了,看近年许多宣传,自标语以至论文,几乎无一不是好制艺,真令人怀疑难道习得性真能隔世遗传的么?表面上就只缺少一个&ldo;赋得&rdo;的题目,实际上自然还是有的,例如赋得拥护,赋得打倒,赋得纪念之类,短的标语即是破题,长的论文则满篇矣。或拥护或打倒,俨然&ldo;汉高祖斩丁公论&rdo;式也,&ldo;若是乎从者之廋也&rdo;体的文章宜于嘲骂论敌,若发挥意见时又可以用&ldo;池水夜观深&rdo;的魔语矣。

宣传在别国情形如何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差不多同化于八股文而成为新牌的遵命文学,有如麻醉剂之同化于春药。本来遵命文学做做亦何妨,旁人亦不必反对,只要他没有多大害处。然而不然,遵命文学害处之在己者是做惯了之后头脑就麻痹了,再不会想自己的意思,写自己的文章。害处之在人者是压迫异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现。无古今新旧,遵命之害一也,科举的文诗为害已久,今岂可使其复兴。凡写文章须先自反省,此是一种八股否乎,然后再下笔,此弊庶几可免。但亦曰庶几耳,若要全去,恐非好好教养五百年不可,其时就是黄河也当清一次了。[6]

我们知道,周作人自和鲁迅分手后,除了对中国古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妇女问题、反专制问题、儿童教育等问题两人有相同点外,冲突的最大一点,乃是信仰与多疑的问题。鲁迅参与社会运动,译介俄苏文艺,校正自我的思路,有摆脱&ldo;鬼气&rdo;而趋于人生奋斗信念之一面,而周作人则悲观地认为革命不过各党之间易位之争,历史不过在循环过去而已。因而,对他来说,反社会运动,反正宗,反党八股,倡明非正统的性灵小品、自由主义,比什么都重要。鲁迅以斗士风采入世,周作人以学人之姿隐世,这一明一暗,一现一隐,可看出两人思路截然不同之处。入世,则要呐喊,要厮杀,要战叫;遁世,便自娱,平和,与世无争。所以,周作人把性灵小品看成精神的栖身之所,而把鲁迅的有些作品,看成骂人的文章。可以看出,鲁迅时常有&ldo;行&rdo;的一面,周作人则有&ldo;疑&rdo;的一面。实际上,鲁迅的&ldo;行&rdo;是夹杂着&ldo;疑&rdo;的因素的,不过自己不爱消沉而已;而周作人的&ldo;疑&rdo;也有&ldo;信&rdo;的成分,但其所&ldo;信&rdo;乃自由多样化而已。他们思想的分歧,在人生态度的基本点上,就是不同的。所以,周作人向鲁迅发难,从理论上讲,有其充足根由,不仅仅是发泄私愤。

周作人写了那么多挖苦鲁迅的文字,有的近于辱骂了,如《&ldo;破脚骨&rdo;》、《论骂人文章》等,我们读了,不禁对他世界中&ldo;怨&rdo;的一面深表惋惜。《&ldo;破脚骨&rdo;》借骂无赖而影射鲁迅,&ldo;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户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rdo;,此文写于与鲁迅分手后不久,明眼人一看便明了的。而《论骂人文章》写于鲁迅逝世后一个多月,虽矛盾主要对左翼作家,但我总有鞭尸之感,这样的文章,实在有失身份。受辱的是鲁迅,损伤最大的,却是周作人自己。当他晚年孜孜不倦地写鲁迅研究史料的文章时,内心深处,恐怕会有一点忏悔感吧?人是奇怪的,周作人恐怕亦说不清楚自己的行径。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始于鲁迅的启发,终于鲁迅的思索,说其宿命或许过于迷信,但一生中总也摆脱不了鲁迅的巨影,除了说明鲁迅的超凡、杰出、奇特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因为是亲兄弟,周作人对鲁迅的世界看得较清;又因为距离太近,作为文化人的鲁迅便在视界里显得模糊,而对作为凡俗人的鲁迅,便体味太深。所以,周作人眼里的鲁迅,与共产党人不同,和国民党右翼文人也不一样。他早先的结怨,对鲁迅有的只是家仇之恨,二三十年代,旁敲侧击鲁迅时,所萌发的多是思想观念的冲突。40年代到60年代,态度渐渐温和,公平的观念渐多起来,所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可谓是难得的研究史料了。这种转变,固然有时代的变化,己身无奈之感,但也表明了他思想的中庸、平淡一面的东西渐趋成熟。可惜这些均在鲁迅逝世之后发生,对兄弟两人而言,确是遗憾之事。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周作人接受《大晚报》记者的采访时,谈及鲁迅时云:

关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事,是很少通信的。虽然他在上海患着肺病,可是前些天,他曾来过一封信,说是现在已经好了,大家便都放下心去。不料今天早晨接到舍弟建人的电报,才知道已经逝世。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所以病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不料到了今天,已经不能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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