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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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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3〕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总

《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逸〕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见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农〕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种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4〕，却在《文坛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记事——

“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入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

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编辑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

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

《自由谈》态度转变

《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惟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闻〕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5〕，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6〕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7〕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鹜，《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幌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做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过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复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拚个你死我活！”

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份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8〕（铨）遭了暗杀。

这总算拚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显，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左翼作家纷纷离沪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道〕

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老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9〕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但是，嗅觉好像特别灵敏的《微言》，却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载着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风月顽石

黎烈文主编之《自由谈》，自宣布“只谈风月，少发牢骚”以后，而新进作家所投真正谈风月之稿，仍拒登载，最近所载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讽刺文章，即其刺探们无聊之考古。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此一笔糊涂官司，颇骗得稿费不少。

这虽然也是一科“牢骚”，但“真正谈风月”和“曾经被捕”等字样，我觉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为“顽石”，灵气之不钟于鼻子若我辈者，竟莫辨其为“新进作家”抑“老作家”也。

《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10〕案。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轰传为“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因此就没有收集。现在手头的只有《社会新闻》，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

里有一篇文章，据说是罪魁祸首又是我，如下——张资平挤出《自由谈》粹公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

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

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革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簏，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卧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无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