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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第1页）

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最穷困的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大学已经开始迅速地&ot;产业化&ot;了。教育部的官员们声称，高等教育要跟国际接轨，要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现在，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费等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至少是一万元。一万元，农民要卖多少斤粮食、要养多少头猪、要种多少棵果树呢？

去年，就在我们县最穷的那个乡，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状元。他们家里并没有欢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脸--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够卖的猪、牛、鸡、鸭全部都卖掉了，能够找到资助和借款的亲戚朋友也都找过了，可是还是离实际的需要有巨大的差距。后来，全村子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户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钱。

孩子带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强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ot;违法工程&ot;，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饱私囊的好机会。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高级轿车。他们哪里来的钱呢？

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新闻上不是报道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学生。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点可怜的&ot;买命钱&ot;。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贱如野糙。

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部门，自己也觉得&ot;不好意思&ot;，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子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处于&ot;苦而不能言&ot;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流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

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强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五分钱。加班加点地干，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ot;正式职工&ot;，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干活的。这就是所谓的&ot;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ot;，这是众所周知的&ot;秘密&ot;。

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干了五年。五年存了一万多块钱，而付出的代价是：刚二十岁出头的她已经驼背了。她心里却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白干一年，还一分钱都拿不到。她希望这份工作能够长久地干下去，她诚惶诚恐地忍受这种荒唐的剥削。

拿不到钱的民工，有许多是建筑工人。他们白天干着最沉重的体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满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头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含着眼泪挤上回家的火车。

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眼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

他来到我的宿舍，我一见到他便大吃一惊：他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来的旧军装，肩上已经磨破了一大块。脚上的胶鞋也露出了脚趾头。他告诉我，包工头与地方官员和警察都&ot;勾兑&ot;好了，民工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即使他们去报警，警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予理会。在警察的眼里，民工根本算不上&ot;人&ot;，民工的生命也轻如鸿毛--你们才是&ot;不安定&ot;的&ot;隐患&ot;呢，我们不抓你们就算好的了，你们也配来报案？

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意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日子，北京的警察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证件。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警察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警察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ot;你还有暂住证吗？&ot;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叹。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ot;安全&ot;--我成了有文化的&ot;文化&ot;人，&ot;文化&ot;成了我的护身符。

我应该为拥有这种&ot;安全&ot;而庆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