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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作者指出，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ldo;首次阐述了大纵深战斗的思想&rdo;；尔后在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等领导人及伏龙芝军事学院、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学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和制定了大纵深战役理论，总参谋部及布柳赫尔、乌博列维奇、亚基尔领导的部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践性研究，使其尽可能切合战争实际。

苏联军事理论诞生于国内战争年代。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汲取以往军事实践的丰富经验，在1941年前的两个十年中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发展中，30年代的军事理论观点引起了特别广泛的兴趣，我们就是带着这些观点参加了伟大卫国战争。如果说20年代我们的军事理论思想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过去，那么从30年代起，它已开始面向未来，开始研究未来战争问题和进行未来战争的方法。

这一时期对发展我国军事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展现了进行巨大研究工作、广泛的创造性思维和采取重要的原则性决策的灿烂图景。正是在这个年代制定了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原则，这些原则翻开了战役法理论中新的一页。

大纵深作战样式决定于苏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红军的改建。为了解决进行歼灭性战役、克服绵亘正面和在全战役纵深突破这种正面的问题，亦即达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也不可能达成的目的，这些样式是必不可少的。

大纵深战斗的历史

为了维护历史真实性，应该提一提，大纵深战斗问题最早是由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1在1918年底提出的。富勒在预测1919年将实施坚决进攻时（协约国不指望战争会在1918年胜利结束），建议在对敌防御前沿实施坦克冲击的同时，对敌战术配置纵深组织快速坦克袭击。诚然，他当时还没有形成远战坦克群的概念，虽然在他提出的建议中，所有战术条件都已具备。

1富勒（1878‐1966），英国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少将（1930）。1899年从军。参加过英布战争（1899‐1902）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曾任坦克军参谋长。战后在参谋学院当教官。1926年至1932年曾先后任陆军总参谋长助理、旅长。1933年退役。此后从事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研究，写过很多著作。鼓吹机械化军队理论，宣扬坦克是决定性的力量。对两次世界大战都进行过专门研究。‐‐译者注

但是，富勒对大纵深战斗问题的理论观点就到此为止。资产阶级军队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条件，迫使他转入小型职业化军队2理论的研究，对此种军队而言，进攻问题完全以另外的方式解决。这种反映资产阶级军事体系阶级性的理论，明显与现代战争的实际属性相矛盾。对富勒来说，大纵深战斗不是联合兵种的战斗。他写道，&ldo;坦克与步兵结合，如同拖拉机与役马一起拉车&rdo;3。当然，那样的观点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2又称&ldo;小军&rdo;论。是主张以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的职业化军队赢得战争的一种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起源于西方国家。富勒是此种理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译者注

3富勒：《机械化部队战役》（译自英文），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33年版，第13页。‐‐作者注

30年代，外国的条令根本没有提到大纵深战斗的含义是同时压制敌人全战术纵深。这一思想属于我国军事理论。

探讨我军大纵深作战样式最早概念的由来，不能不提到1928‐1929年的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h．图哈切夫斯基关于改建红军和为其装备现代化新兵器特别是坦克和飞机的报告。1图哈切夫斯基在报告中详细阐述改装军队的宏伟计划后，在结尾中写道：依靠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可以摈弃过去那种单个夺取敌战斗队形每一个基点的、极其消耗体力的艰难作战样式，在同时压制敌配置全纵深的情况下，转而采取新的、更加有效的战斗样式和方法。

1工农红军司令部为数很少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一报告。《同时代人回忆．h．图哈切夫斯基》文章中对此讲得比较详细。见《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第4期。‐‐作者注

第二个文件是b．k．特里安达菲洛夫2关于在进攻战斗中使用坦克的报告。该报告把这些坦克按行动距离编成二个成纵深梯次配置的坦克群，即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3，它们向不同的纵深突进，直抵敌人各炮兵阵地和司令部，从而与远战炮兵和航空兵协同，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这种使用坦克的方法，实际上已是图哈切夫斯基以下思想的具体化：新的现代兵器‐‐坦克、远战炮兵、航空兵和空降兵，使军队有可能摈弃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次消灭敌人的陈旧而拖拉的方法，转而采取同时大纵深杀伤敌人的样式。于是，特里安达菲洛夫也通过自己的报告提出了新战斗样式的具体原则，并且展示了组织和实施战斗的基本方案。

2b．k．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生平见本书《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译者按。‐‐译者注

3起初特里安达菲洛夫把后两个坦克群分别称为消灭机枪的坦克和消灭炮兵的坦克。‐‐作者注

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就在上述两个文件中首次阐述了大纵深战斗的思想，从而对我军的发展道路和我国军事理论原则性观点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