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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我们对周围人们的暴力行为和发泄出的仇恨感到震惊。像我这样的人属于新社会里的内圈人士。这次事件使我猛然惊醒，认识到我们可爱的制度是多么不得人心。这次事件中一共死了多少人从来没有统计过，总数大约在100到200人之间。我心里清楚，东德领导人编造出的&ldo;法西斯冒险主义&rdo;或&ldo;反革命政变&rdo;完全是欺人之谈。然而，我的信仰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我天真地想，我们可以从这次人民反抗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建设国家。

身为外国情报局的首脑，我的职责是查明是否有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了这次起义。当时我就感到这不过是东德领导人玩弄的一种伎俩。一旦苏联人骂他们无能，他们可以以此为借口替自己辩护。搜集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书籍以及其他文件材料来证明美国和西德图谋颠覆民主德国并不难。当时国际关系的大气候就是这样。美国思想家詹姆斯。伯纳姆在他所著的《挫败苏联帝国主义》一书里鼓吹对社会主义阵营开展颠覆活动，包括利用&ldo;社会不法分子&rdo;寻衅闹事，或由我们的老对头，位于西柏林的受中央情报局指使的&ldo;反对非人道行为纵队&rdo;和&ldo;律师调查委员会&rdo;带头，共同起来推翻共产党政权。

我们从安插在美国军事代表团内的一名间谍那里获悉，起义前一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和在国务院工作的妹妹埃莉诺曾到过西柏林（这个间谍名叫比尔克，任劳联--产联驻西德代表贝克的翻译。贝克真正使命是派人渗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会里。）我们还截获了《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沃尔特。沙利文发给曼哈顿总社的一份电报。电文是：&ldo;如果没有美占区广播电台的鼎力相助，根本不会有什么骚乱。从星期三早上五点起，美国设在柏林的宣传电台就开始向东德全国各地播放详尽的指示。&rdo;

我们的任务是搜集有关这次起义的背景的情报。至于我们的领导人根据这些情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就不是我们分内的事了。乌布利希极为重视的一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西柏林工会组织计划在6月16日这一天的晚上组织一次游船活动，并邀请了部分东德独立工会成员参加。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说，邀请不是通过信件寄出的，而是电话通知。邀请人每次打电话时都提到&ldo;汽船&rdo;两个字。乌布利希马上把这看成是6月17日起义的暗语。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事实的夸大。

不无讽刺的是，这次起义反而巩固了乌布利希的权力。经历了如此严重的动荡之后，苏联人根本不可能会冒着让局势进一步动荡的风险把他搞下台。而且贝利亚刚刚在斯大林死后的第一场清洗中被除掉。蔡瑟和德共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的总编鲁道夫。赫恩施塔特都赞成改革。乌布利希于是有了把对手排挤掉的绝好借口。俩人均被乌布利希的忠实追随者取代。乌布利希本人则以斯大林般的残酷无情开始清除反对他的人。

从此，一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气氛笼罩了东德。以后的年月里，东德人始终生活在这一阴影之中。我当时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我的世界观和信念依然不变。西方读者对此可能会迷惑不解。在亲眼目睹了街头流血和乌布利希对我们明知是正直的人们进行清洗之后，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与他拉开距离或是进行抵制？根据列宁死后所有共产党遵循的理论和实践，任何公开批评现任党的总书记的人，都是阶级敌人的帮凶。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好比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上帝表示不敬。

遭清洗的人对乌布利希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罪名沉默无语。只有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懂得党的约束力量的人恐怕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不为自己辩护。他们毕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现在与党抗争将意味着与过去彻底决裂。沉默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深知事情已无可挽回。开口申辩结果只能更糟。

赫恩施塔特和蔡瑟也加入了乌布利希巩固权力过程中众多受害者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赫恩施塔特曾效力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华沙建立了一个出色的情报网。他吸收的两名间谍，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尔莎。施特伯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凯格尔，曾及时提供了德国定于1941年进攻苏联的情报。得知自己过去作出的贡献如今已被一笔勾销，他一定痛苦万分。我对赫恩施塔特满怀同情。虽然他在东德被打入了另册，但在我的争取下，80年代我们拍了一部反映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卓越贡献的纪录片给年轻的情报人员看。尽管得不到官方的承认，至少他在间谍中将受到怀念。

多年后，我读了赫恩施塔特在位于梅泽堡的国家中央档案馆工作期间写的日记。人们可以从这本日记中感受到他苦苦思考一个不断出现的疑问：&ldo;难道我比党更聪明吗？&rdo;虽然他受到党的迫害并对官方推行的那一套僵硬理论的后果看得很清楚，这个疑问仍在折磨着他。和蔡瑟、阿克曼一样，他把种种疑问埋藏在心里，只在笔记里记下自己的心路历程，留给后代。在他之前，无数的共产党员默默地忍受了屈辱。赫恩施塔特也不例外。他们都严守一条共产党员的基本准则：永远不做对党不利的事。

没有一个人想过向那些恶毒攻击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的敌人提供炮弹。知识分子还要多一层精神负担。他们总是试图博得一个致力于工人阶级胜利的党的信任。我父亲和其他作家、思想家经常在党的会议上小心翼翼地回答严厉的质问。在东德，&ldo;知识分子&rdo;一词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安全部内都带有贬义的意味。许多人为了表白自己没有&ldo;脱离群众&rdo;或&ldo;骄傲自大&rdo;，拼命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对打着工人阶级旗号所做的种种蠢事忍气吞声。不承认这种心态的巨大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信仰不变。　　蔡瑟被解除安全部部长的职务后，我本人的工作以及我领导的局都发生了变动。我仍留在情报局，被任命为新任局长沃尔韦伯的副手。沃尔韦伯很少过问具体的情报工作，但对我们搜集的政治情报兴趣盎然。他身材矮胖，嘴上总是叼着一支雪茄。每逢讨论政治情报时，他喜欢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不停地踱来踱去，推测西德各种人物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是否有什么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