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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1页）

一个情报首脑偶尔吐露真言时也没人相信。我在这里可以明言，在我们的档案里寻找勃兰特的那批挪威文件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这样说不是因为它们在1989年被销毁了。柏林墙倒塌后，人心惶惶。大批文件被销毁。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文件根本轮不上立即销毁的份儿。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过它们。档案里又怎么能有？我们对此事的一知半解还是西德方面在纪尧姆的审判中无意泄露出来的。与原件的丰富内容相比，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只鳞片甲而已。

1973年夏天，西德反谍报机构完全有理由对纪尧姆的活动产生怀疑。一名反谍报官员在处理另一桩案子时，注意到了纪尧姆这个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纪尧姆是格罗诺的朋友。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人之间有联系，可纪尧姆这个典型的法国名字总是在他脑海里时隐时现。尤其致命的是，与格罗诺在西柏林同时被逮捕的那个来自东德的联络员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规则。他身上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关键的字，以备遗忘。其中就有纪尧姆的名字。记下纪尧姆是因为我们让他敦促格罗诺断绝与纪尧姆的联系。我们当时感到他们两人过于接近。

纪尧姆最终还是栽到了他这个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尔茨的话，或许还能逢凶化吉。祸不单行，另一起巧合彻底断送了纪尧姆。这位注意到几起案子中均出现纪尧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谍报官员一天在餐厅吃饭，恰好与一位专门研究收信人身份不明的无线电讯的同事坐在了一起。两人聊起最近的工作。这一偶遇决定了纪尧姆的命运。

50年代期间，我们情报局使用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用过的密码方式与海外的间谍联系。每份电文以一个数字开头。这个数字代表我们的某个间谍。西方情报组织借用电脑早已破译了这套密码。一旦知道每个数字代表我们潜伏的一名间谍，就可以对截收的电文进行登记，归类。电文内容先记录下来，最终也被破译。对每个收报的间谍都建立了档案。敌方惟一有待做的是把收报人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换成具体的人名。

1959年，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换了密码和发报方式。同时还做出规定，发报时不得提及具体人名、地名和或接头时间。我们重新审查了一遍发给海外间谍的所有电文，确信给纪尧姆夫妇的电文没有露出半点蛛丝马迹。可惜，我们忽视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视为重要的日子里发出的例行祝贺电文。德国人很看重这类日子。对我们的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是我们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假如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这么认真，西德恐怕永远也发现不了纪尧姆。

1957年，西德截获了发给一个代号为g的间谍的几份电文。第一份祝贺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贺g的妻子的生日。最后一份说：&ldo;祝贺第二个男人。&rdo;16年后，在科隆的那家餐厅，始终换而不舍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电文的那位西德官员听了同事的介绍后，猛然想起有一个代号叫g的间谍一直没有破获。此人50年代末开始活动，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而且还收到东德头头们的祝贺电文，显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监听无线电通讯的这位官员找出档案，查到了这几份吊人胃口的电文。那份用隐晦语言提到第二个男人的电文最令他头疼。其实这份电文是祝贺纪尧姆夫妇第一个，也是惟-一个儿子皮埃尔的出生。两人为了搞清第二个男人指的是谁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俩仔细查阅了涉及其他案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事档案。查到格罗诺一案时，果然看到了纪尧姆的名字。即使到了这一步，纪尧姆仍有一线生机。后来我从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头号鼹鼠库龙那里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员否决了g可能就是纪尧姆的说法。理由是他只有一个儿子，而根据电文，新生儿是第二个儿子。直到有人恍然大悟，亦或是一个老实巴交过日子的人指出，通常父亲在一个家庭中被看做是第一个男人，长子自然是第二个男人了。

下一步是决定如何搜集证明纪尧姆是间谍的确凿证据，同时避免使西方利益进一步遭到损害。西德反谍报机构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立即动手搜集证据，尽快完成侦查。再一个是稳住纪尧姆，监视他与什么人联系。他们选择了第二种办法。为了不引起纪尧姆的疑心，先把克里斯特尔置于监视之下。他们正确地推断，纪尧姆与东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她进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报交给东德联络员的镜头，自然铁证如山。

迄今为止，一切无可指摘。而后发生的事使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所有的西德政治家都替勃兰特着想。1973年5月29日，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诺劳向内政部长根舍汇报了纪尧姆一案。后来这两个人在西德议会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对诺劳的汇报内容各执一词。根舍和他的办公室主任金克尔--日后历任情报局长、司法部长、根舍退休后又任外交部长--一口咬定，诺劳只说纪尧姆可疑，并没有详细解释反谍报机构搜集到的任何证据。根舍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勃兰特作了汇报，并转达了反谍报机构的建议，暂不惊动纪尧姆，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可他反映以上情况时，显然轻描淡写，并未引起勃兰特的重视。诺劳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说，他曾发出过强烈的警告。不过最终他还是引咎辞职。内政部长和国内反谍报机构首脑作证时各执一词引起人们的纷纷猜测，根舍是否有意对他所掌握的纪尧姆一案的情况的重要性轻描淡写，期待这一灾难给勃兰特造成最大的政治影响，如同实际发生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