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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60年代初，我们派赫伯特去巴黎的法语协会。这个组织号称是秘书的摇篮。因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多被送到这里学法语。赫伯特在这儿认识了19岁的格尔达，一个苗条、聪明的姑娘。两人堕入情网后不久，赫伯特向她吐露了真实身份。她于是同意想办法调到外交部，为我们通风报信。以后她积极地为我们搜集情报，成绩卓著。1966年起，她开始在泰尔科工作。这里是波恩外交部译码中心。西德所有驻外使馆发回的电报均在这里解译。赫伯特在波恩的掩护身份是商人。

泰尔科的内部制度说得轻点也是管理不严。那时使馆发回的报告都在收报机纸带上。格尔达常常把成卷的纸带塞进她那极能装的手提包里，带出大楼而无需经过任何安全检查。1968年，她被派到华盛顿工作三个月，接替休假的同事，在西德驻美大使馆里当译码员。这段时间，她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最多，比如波恩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现状以及西德大使对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评价等。同年，她回到波恩后，继续和赫伯特一块儿干。5年后，她被调到华沙。两地分居后，她和赫伯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并开始酗酒。由于担心赫伯特去华沙会引起怀疑，我们仍让他留在西德。

不幸的是，她交了一位男朋友，是西德的一个记者。后来证明他其实是波恩的一名特工。她把一切告诉了这位男友。他劝她投案自首。所幸的是她仍念与赫伯特的旧情，及时打电话通知了他。她发出的信号是&ldo;去找咱们的朋友，有要紧事儿！&rdo;这是预先商定好的警报。赫伯特因此得以在对方收网前逃到东柏林。

后来发生的事颇具戏剧性。间谍小说里常有这类描写，实际情报工作中却极为罕见。赫伯特侥幸逃脱，回到我们这边。格尔达被藏在西德大使在华沙的别墅里，防止她与前东德官员发生任何联系。我们得到消息，两名西德情报官员已抵达华沙，准备提审格尔达。

那天晚上，我的紧急电话线铃声不断。我仍抱一线希望，也许格尔达会回心转意，回到我们这边来。我同波兰外国情报机构的同事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将尽全力阻止她离开波兰。这次行动并不简单。每当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卷入到两个德国的间谍战之中，我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波兰人。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心不能容忍我们监视他们与西德的关系。早在团结工会出现之前，东柏林与华沙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我猜想，如果这次营救行动失败，我的波兰同事，波兰情报局局长米列夫斯基肯定会教训我一通。他是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担任波兰内政部长。

我们设置了最后一条&ldo;营救防线&rdo;。当西德驻波兰使团副团长亲自护送我们的目标来到机场，即将通过最后一道边防关卡时，一位波兰特工走到格尔达面前，告诉她波兰可以给她政治庇护。格尔达一瞬间犹豫了一下。陪同她的西德外交官吓呆了，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因为眼睁睁让一个自首的间谍逃到共产党一边而成为外交史上遭人耻笑的话柄。但格尔达最终摇了摇头，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格尔达一回到杜塞尔多夫的家，就因&ldo;特别严重的间谍案&rdo;受到审判，并被判3年徒刑，但由于她详细交待了过去为我们搜集过什么情报而受到从轻发落。我们尝试了一次大胆的营救，但失败了。这使我极为恼火。我觉得，在处理格尔达和赫伯特的爱情问题上，我们过于掉以轻心，以致酿成大错。此外，如何安置赫伯特也是一大难题。他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在总部工作。再说格尔达一返回西德，他就完全暴露了身份。为了有时间想一想，我送他到保加利亚的黑海旅游胜地度假。

几周后，他回来见我。&ldo;我恐怕又给你找了个有用的女朋友！&rdo;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不禁大吃一惊。

度假期间，他在海边结识了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叫达格玛。他用了另一个假名做了自我介绍（许多年里，他换了不知多少名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这次他又摇身变成里希特。达格玛告诉他，这次来度假是为了弥合一次痛苦的离婚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赫伯特马上说，他也是离了婚的人，完全理解离婚给人带来的痛苦。随后，两人堕入情网。一天下午，他在她的房间浏览那一周的新闻杂志，忽然看到一篇报道格尔达受审的长文，还有一张他与格尔达的合照，一看就是他。他不由得大惊失色。文章绘声绘色地把他描写成一个邪恶的化身，一个毁灭女人生活的恶棍。他别无选择，只有向新交的女友说了实话。

所幸的是赫伯特的真诚感动了她，他们继续相爱。由于赫伯特在西德是不受欢迎的人，我们只好在周末请达格玛到东柏林来。她当时给慕尼黑的一位新闻记者当助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过了一段时间，她对我们的周末款待深表谢意，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我们建议她学法语和速写，并为她付了学费，甚至还送她的幼女上一家瑞士私立学校。

达格玛应我们的要求搬到了波恩。但学习结束之后仍无法找到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我们没有就此罢手。所有情报机构中，我们大概属于最耐心的。达格玛先给一位大学教授当助手。一年后，1975年秋天，靠了这位教授的关系，在施密特总理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