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位妇女偷偷溜到柏林与我们秘密接头,并向我们提供政治观点跟她更接近的组织和个人的情报。尤其是在此之前,东德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她逮捕下狱。她当然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如果她是一名双重间谍的话,她会设法打听我们的情报活动。可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她只收下我们为报销她的开支付给她的钱。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为了给她去柏林找一个借口,她还编造出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女友。
1961年修建柏林墙后,这条极其宝贵的消息来源突然中断。当时有几个一直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西德人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她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苏珊这个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有迹象表明,她开始为西德情报机构工作,并同西德陆军少校扎格纳一起消失在远东。当初苏珊就是从他这里听到救援自由这个组织的名字的。在远东期间,扎格纳先后在几个国家担任西德武官。1968年时,苏珊已在一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间谍控制的情报网内做事。朗格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眼线,欧洲及远东都有他的人。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昔日曾帮过我们的苏珊摇身一变,竟成了西德联邦情报局驻香港站的站长,代号150。东京、马尼拉、雅加达和新加坡等地的情报分站均归她管。70年代我们搞到手的西德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里提到,她曾一次得到9.6万西德马克的报酬。由此推断,她该不是一般等闲之辈。1968年,克劳斯&iddot;金克尔当上西德情报组织的首脑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冒牌间谍,废止格伦的莽撞做法。尽管格伦之后又换了两任首脑,这种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苏珊离开了西德情报组织。据说她拿到30万西德马克,条件是不得透露联邦情报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内情。从此她销声匿迹。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我仍是一个谜。
经过施泰因吕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点:刺探联邦德国政治秘密的秘诀在于四处撒网,广开情报来源,对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要让他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右翼方面,我们同京特&iddot;格雷克建立了联系。他是一位爱国者,战前曾任国会议员,因反对希特勒坐过监狱。后来参加了1944年试图暗杀希特勒的密谋集团。格雷克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一些铁杆保守分子最终和我们站到了一起。他们反对阿登纳企图借美国产婆之手接生一个新德国的政策,与他势不两立。格雷克公开会见乌布利希,以表示他对阿登纳政策的不满。为此他被驱逐出阿登纳的政党。我们仍然与他保持往来,把他作为了解基督教民主联盟圈子内情况的一个重要消息来源。他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情报。
当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消息传出后,格雷克认识到波恩当局十之八九也在着手准备收拾他,借此把所有反对亲美政策的人打成共产党间谍,把他们搞臭。事不宜迟。我o]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东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不过当时我们话说得很直率,他别无选择。如果阿登纳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的话,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会知名人士的地位。
我们安排他在东柏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格雷克解释说,他是出于爱国才与我们保持联系。我国领导人对这次宣传上的胜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说有点得意忘形。从此他们胃口大开,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时轰动效果,根本不考虑一个没有暴露的优秀间谍胜过10多个弃暗投明的间谍这一点。以前我有一个人,化名蒂姆,真名叫施密特&iddot;维特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负责欧洲安全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务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他的地位,他成了工业界巨子们的红人,未来基民盟主席的人选。1954年夏天,我度完假后回来,看到沃尔韦伯留的一张便条,通知我必须把维特马克撤回东德。我愤怒至极。为了出一次记者招待会的风头,竟不惜牺牲一个向我们递送波恩加入北约组织详细条件的人。况且我知道维特马克一定极不情愿放弃他在西德前途似锦的仕途,跑到东德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但我无能为力。不管一个情报机构多么敏锐,它始终是政府手里的一个玩意儿。
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告诉维特马克这个消息。我事先想好的几条政治理由一点也没有打动他。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部永不停转的宣传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没办法,我只好谎称西德反谍报机构正在跟踪他。惟一避免坐牢的出路就是立即逃到东德。他表示,只有妻子同意才能做此决定。我们推测,虽然他妻子知道他为东德搞情报,但不会对移居东德兴高采烈。我们于是劝维特马克返回汉堡前先给她写封信。我们的信使赶在他之前火速回到汉堡,先把消息告诉了她,使她精神上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有所准备。面对要么丈夫受辱坐牢,要么在东德一栋临湖的漂亮房子安家,开始新的生活,她选择了后者。
1954年8月26日,维特马克在东柏林的记者面前露面。他透露说,阿登纳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重大隐瞒。按照以往在这种场合的做法,我们还让他透露一些通过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以增强宣传效果。这一口是苏联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即波恩正计划建立一支拥有24个师的陆军。这完全不符合波恩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