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阅读盘问蒂德格的记录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感觉:堂堂一个西德谍报机构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头子更像是电视肥皂剧里的人物。按理说,于这一行的人应该洁身自好。而眼前这个人精神上完全垮了。对他来说,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自杀,要么叛逃。&ldo;可我没有勇气自杀,&rdo;他坦率地承认。
许多人对蒂德格的叛逃感到扑朔迷离,怀疑他早已叛变。我可以首次明确地说,他叛逃前不是我们的人。对蒂德格逃到东德的举动,我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奇。我倒有过一种预感,没准儿哪天他在科隆实在混不下去了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但我们并没有主动去找过他。是他一天晚上搭乘火车跑到东德找到了我们。蒂德格是个少见的说话不转弯的叛逃者。他可以说是我遇到过的惟-一个称自己是叛徒的叛逃分子。他不想用什么改变信仰之类的托辞为自己的决定涂脂抹粉,而是直截了当地说:&ldo;我在第二个德国日子会比在第一个德国好过点儿!&rdo;此话干真万确。我们为彻底治愈这个踉跄跑过来的酒鬼煞费苦心。当初刚把他带到安全地点时,他体态臃肿,面色苍白,眼睛周围一圈深深的青晕,看上去活像一头大熊猫。我们给他派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外加一名健身教师。在他们的帮助下,蒂德格戒了酒,1个月体重减了30磅。由于再也喝不上酒,平时又严格按照减肥食谱控制饮食,他需要从其他方面得到慰藉。我们发现他的性欲极为旺盛。波茨坦地区有一些女党员是当地谍报机构的关系户。她们会应我们的请求与对方叛逃过来的人交朋友,谈恋爱。这种事经常发生。大多数男人在审查期间精神上受到极大压力,需要女性的关怀和体贴。我们确保请来的女同胞已做好与这些人发生性关系的思想准备。
她们不是什么妓女,而是为人实际,忠于祖国的女党员。为换取我们过去称之为的祖国对她们的答谢,比如分到一套较好的房子,或是等待买车的名次排前一些,她们愿意做这种事。尽管如此,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女士没呆几天就因受不了蒂德格而逃之夭夭。第二个是位女教师。她总算坚持了下来。我们不禁松了口气。蒂德格这种男人极不讨女人喜欢。记得当时我曾想,这位女教师爱国爱得可真够意思的。不过即使是最让人恶心的故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愉快结局。蒂德格与女教师后来结成伉俪,直到我写此书时还生活在一起。
蒂德格有着电脑一般的记忆力,各种人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过脑不忘。他填补了我们的许多空白,但并没有他本人以为的那样多。他哪里想到,他的同事库龙也是我们的人。蒂德格叛逃后。新闻界披露了他在任期间的种种不称职行为。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形象为此一落千丈。不仅如此,蒂德格在反谍报机构里的上司和老朋友.新上任不久的联邦情报局局长海伦布罗赫在指责反谍报机构内部人员不称职的浪潮中被迫辞职。看着西德那边乱开了锅,我们开心极了。不过后来我感到海伦布罗赫在西德情报机构中还是一位较正直的首脑。想到我手下不是一位,而是两位鼹鼠拆他的台,一丝同情油然而生。
蒂德格逃到东德后,我们有了收拾加劳这对夫妇的借口。库龙早已告诉我们,这两个人被西德收买。由于不想让西德觉察出自己内部有个鼹鼠,我们一直没有动这两个人。现在西德反谍报机构会觉得是蒂德格出卖了他们。加劳和格林德双双被捕。1986年12月,加劳被判无期徒刑。格林德4个月后被释放,但受到警告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过去的事。1988年夏天,她丈夫死于包岑监狱。格林德硬说是我下令杀死了他。
事实并非如此。加劳是一个性情敏感,自尊心很强的人。阶下囚的日子尤其让他难以忍受。我相信,他是在得知他的名字没有列在西德要求与我们交换的间谍名单上后才在狱中自杀。由于他先后被自己信任的西德谍报人员出卖过两次,人们后来对他萌生怜意。可在我眼里,他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间谍。虽没有死罪,判他坐狱一点不冤枉他。 1990年10月5日,两个德国统一后的第三天,库龙来到东柏林与我手下的一位高级官员讨论他的去处。当时人们争相自保,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我手下的一名爱将抵制不住西德方面的诱惑,答应帮他们破获我方的间谍。此人正是当初发展了库龙,接待了蒂德格的卡尔&iddot;格罗斯曼上校。出卖他人的人最终轮到自己被人出卖。奉命保护我们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两名头号鼹鼠的人结果自己也成了叛徒。面对眼前的一幕幕,我感到一种被嘲弄的苦涩。
格罗斯曼的背叛意味着库龙和为我们干事的其他重要间谍的戏已经唱完了。库龙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默默无语地从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手里接过付给他的最后一笔钱10000马克,并同意接受东德外国情报局当时为保护它的炭发可危的间谍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把他介绍给克洛勃。在苏联谍报机构的协助下,或许他可以逃到莫斯科。
苏联当时一门心思改善与西德的关系,对我们极为冷淡。接替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维尔纳&iddot;格罗斯曼与他们反复交涉,刚柔并用。最后克格勃终于同意,我们的重要间谍中的任何人只要愿意,均可去苏联避难。库龙最初同意去苏联,时隔不久又改变了主意,担心一旦去了苏联就再也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