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存在政治冲突,只要武装部队负有解决这类冲突的使命,任何一国都离不开一个侦查潜在敌人的意图及能力的机构。民主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充其量只能争取确保谍报机构严守事先为它们规定好的职责,不得卷入其他活动。然而暗中的较量会继续下去。无论谁胜谁负,这种较量绝不是什么游戏。它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人会为此坐牢,有人身败名裂,甚至有人为此丧生。而他们搞到的情报并无法决定一国的政治走向,充其量也许只能施加些许影响。无疑,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干了一辈子谋报工作后,我不禁思忖,这一代价是否值当?
杜塞尔多夫法庭结束对我的审判时,我讲了下面的一段话:&ldo;一个年愈70的老人自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生的功过。审判期间,&lso;叛国罪&rso;一词不绝于耳。我扪心自问,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崇敬的人无比珍惜这些原则。今天我认识到,我们过去频频失误,犯了许多性质严重的错误,而且往往是已铸成大错时才恍然大悟。但我仍然信奉当年我们满腔热情去改变世界时怀有的理想和价值观。&rdo;
通过讲述我的一生,我希望清楚地向世人说明,我从未背叛我的理想,因此也没有虚度一生的感觉。无论我还是我的朋友们做出的决定有时多么有争议,无论我们给自己或是别人带来的伤害有多么大,我们这一代人并非一生碌碌无为。
回顾青少年时代在苏联度过的日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俾大林的罪行,也不是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的条约,而是战争年代的生活情景。对成百上千万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事件。谢天谢地,这场大战终于埋葬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凡是反对过希特勒政权的人有谁会认为自己是德国的叛徒?我自己和亲人为这场斗争做出的贡献虽然微不足道,但仍令我感到骄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致力于揭露纳粹暴政的根源,它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西德上层内隐藏的前纳粹分子。对这一切,我同样感到自豪。希特勒阴魂不散是我同意加入谍报机构的原因之一。这不是叛国。
姑且不提这段反法西斯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它怀有的忧虑,我仍然有理由感到骄傲。欧洲现状得以维持也有我的一份功劳。这种现状也许有时剑拔弩张或冷若冰霜,但它最终避免了一场难以想象、却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核大战。
不过我的骄傲是打了折扣的。尽管我觉得有必要呼吁人们客观地评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尽管我更愿意强调它诞生在反法西斯烽火之中这一事实,我决不会对它过去的阴暗面熟视无睹。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上有大量污点,包括对本国人民的镇压和迫害,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我对此应负的责任。我是这一制度的一部分。假如人们把我当成国家元首加以攻击谴责(实际上他们常常也是这样干的),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经历了1989年的巨变之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下场如此之惨?是不是我沉默的时间太久,没有及时挺身而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缄口不语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抗议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激烈的抗议只会招致更严厉的镇压,思想自由反而受到更大的压制。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在一个统治者整日惶惶不安,无法做出理智决定的国家,任何人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只会受到压制。我感觉,悄悄在下面做工作到头来会更有效。我这种看法是否错了?很有可能。可惜时间无法倒流,让我另择一条路。我常常想起1944年父亲写给弟弟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弟弟,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必要的时候,一个人还要敢于坚持己见,哪怕为此受到迫害。我现在懂得,必须始终尊重他人的观点,决不能搞一言堂。然而我这一生中,包括担任情报局局长的大部分时间里,却选择了耐心等待变革。
我清楚地记得当初如何焦急地等待苏联领导人的更迭,深知这必然会给东德带来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终于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改革。我比任何人都激动。可我们没有看到,改革来得太迟了。开放政策已于事无补。1917年在俄国诞生的乌托邦理想气数已尽。
记得当年我们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回首往事,有时很难理解为何我们失败了。年轻时,我们觉得仅凭坚强的信念就足以扭转乾坤。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信念太强,而是没有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理论去做。斯大林所犯的罪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对共产主义的践踏。强迫个人无条件服从党的理论,随意整人,伪造历史都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位于铁幕我方一侧的大多数国家竞相效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悲惨结局的根源在于滥用权力,而不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也是东德最后窒息的原因。我承认,虽然东德社会有优厚的社会保险,我们的制度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多数多元化的民主国家。从东德的衰败中我悟出一条重要的道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同我们引以为豪的其他成就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