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时限既促,故将我所能做到者,直言无隐,以免多方辩论。
这样,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就完全按照日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3。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ot;赔偿&ot;日本军费二万万两,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条约中还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享受与进口货物一样优待的权利。这一条当时对日本说来,并不是现实的需要。可以说,这一条是按照支持日本的美国和英国的意愿而订立的,因为根据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这种规定,其他国家都能一体享受,而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就是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使中国成为他们进行工业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场所。
从中日甲午战争一开始起,在朝廷中,在官僚集团中,在社会上,都有谴责战争不力、反对乞和的呼声。对于这种呼声,应当加以分析。
光绪皇帝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形式上已经执政五年了,但用人、行政大事其实还是由慈禧太后决定。李鸿章是慈禧太后所宠信的。光绪帝所最亲信的大臣翁同龢一向对李鸿章揽权太大不满意,朝鲜问题和中日战争为他和别的某些大臣提供了攻击李鸿章的机会。因此在官僚集团中就似乎出现了受到皇帝支持的主战派和受到太后支持的主和派的对立。但其实这种两派之间的对立并没有超过宫庭和官僚集团内部在通常情况下因争权夺利而引起的互相倾轧。
懦弱的光绪帝丝毫不敢违抗太后的意志。军机大臣中的翁同龢、李鸿藻等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扭转局势的主张,他们只能满足于在军事失败时给李鸿章以这样那样的处分,但剥夺不了他的权力。在日本方面选定李鸿章作谈判的对手时,他们也就乘机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李鸿章去负担。翁同龢这时只是主张宁可多赔钱,不能割地。等到马关条约签订时,这些主战派的大臣们都噤声不响,承认了既成的事实。
朝廷中不少较小的官员,包括本来只是空发议论的御史,纷纷上奏主战,在和约订立后也表示反对。他们的大部分议论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战败乞和的责任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有的说:李鸿章&ldo;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人为可师&rdo;,&ldo;此次战争实为李鸿章因循怠弛所酿成。&rdo;有的说:&ldo;李鸿章志存和局,致诸将观望不前。&rdo;有的骂李鸿章是&ldo;老悖糊涂之人&rdo;,是&ldo;内奸&rdo;。有的说日本之所以&ldo;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皆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rdo;1。他们这样猛烈地攻击李鸿章,以为似乎只要去掉李鸿章一个人,一切事就好了,这不过是痴人说梦。他们并不是认真反对投降主义,所反对的只是李鸿章的投降主义。
有些所谓主战派官僚提出了极其荒谬的主张。例如礼部右侍郎志锐、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都提出过送给英国几千万银子以&ldo;联英伐倭&rdo;的主张。两江总督张之洞向来慷慨主战,但他又是个极力主张求援于英、俄的人。马关条约订立后,他立即表示反对,他提出的办法仍然是&ldo;速向英、俄、德诸国恳切筹商,优与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绝不吝惜&rdo;2。这种为了反对这一个强盗而向另一些强盗卖身投靠的主意,同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并没有原则的区别。
用湘系力量来代替李鸿章,事情就好了吗?吴大澂率兵出关时,大言不惭地声称胜利在握,但一到战场上就现出了是个可耻的逃兵。刘坤一没有指挥打过一次仗,当时人说他:&ldo;顿兵于关门而毫无振作&rdo;1。又有人这样描画他:&ldo;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讹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悖谬如此&rdo;2。这些口头上的主战派当然不能真正反对投降主义。
任何反动统治势力都不会心甘情愿地走下坡路。对于清朝政府说来,被日本这样一个初兴的岛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以赔巨款和割重地来苟且偷生,实在是一口难以咽下的苦水。但是封建统治阶级这时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再也产生不出像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那一类比较认真的主战派了。从他们中发出的破落户的愤懑,&ldo;尊王攘夷&rdo;的空谈和对于实行投降政策的负责官员的咒骂,其实不过是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孪生子。张之洞等人的上述主张更是表明封建统治者已经有意识地想走半殖民地的道路来保全自己的地位。
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阶级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初起的软弱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危机,也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形成了反对投降主义的社会舆论。前面已经说过(见第十章第六节),直到甲午战争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经济上、政治上独立的阶级,他们的发言人多半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同买办商人有联系的文人,他们发出的呼声在内容上往往同上述官僚分子的议论有相通处,但毕竟还是有自己的特点。这种同没落地主阶级的愤懑和空谈有所区别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反投降主义舆论的出现,是以往几次中国遭到侵略战争时所没有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