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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6章（第1页）

张之洞直接同英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东南互保章程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是杀人灭口。唐才常事先曾同他联系，而他没有立即采取镇压行动，是可以成为他的一条罪状的。

唐才常的起义是在保皇维新的旗帜下，而不是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但经过这次失败后，本来接受康有为的主张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发生了分化，有些人转向了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唐才常企图依靠会党力量来发动起义，这一点也成了以后一系列的革命党人的行动的先声。

梁启超在义和团运动时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之所以积弱，原因之一是&ldo;愚昧&rdo;。他说：&ldo;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rdo;1。这完全是用贵族老爷的态度来看待人民群众。尤其奇怪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痛斥中国人有一大病是&ldo;无动&rdo;，就是说&ldo;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隤然不动之域&rdo;。他把中国人描写得如此麻木不仁：&ldo;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灿然陈于目前也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rdo;2，这真是奇怪的论调。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底层的人民大众正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作出强烈的反应，进行着虽然具有很大弱点，虽然遭到失败，但具有伟大历史功勋的斗争，而在梁启超这样的资产阶级言论家看来，进行这种斗争的人乃是愚蠢的匪徒。由于广大人民起来斗争，中国正在发生，并将连续发生什么力量也遏制不住的激烈的震动，而梁启超所看到的却是&ldo;无动&rdo;！

康、梁一派这时所代表的是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多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族资产阶级中另一派，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已冒出头来。孙中山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了名为&ldo;兴中会&rdo;的组织，开始他的政治活动。但是早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在国内影响还不大，而且他们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界限也还不很清楚。孙中山一派人当时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也是不了解的。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到闰八月间（1900年9、10月间），在孙中山的策划下，发动了广东惠阳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主要是依靠当地的三合会、哥老会的力量。在广东巡抚德寿（他在李鸿章北上后，兼署两广总督）的武力镇压下，这次起义失败了。起义发动前，李鸿章尚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孙中山曾在香港进行联络李鸿章的活动，这个活动实际上是英国方面的一种策划。香港政府的议员何启（此人早在八十年代用中文发表了一些主张中国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行政治改良的文章）同孙中山一派在香港的人员有联系。他主张孙中山一派人同李鸿章合作，实行两广独立。这时李鸿章尚未离开广州北上。在何启怂恿下，由孙中山领衔写了一封信给香港总督。这封信向来被认为是孙中山的手笔，其实就其内容说，完全是何启的思想。这封信说：&ot;满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国，延及友邦&ot;，信中历数清朝政府的罪状，把没有剿平义和团看做是一条罪状。这封信表示希望在英国的帮助下&ot;改造中国&ot;1。李鸿章经过英国人而知道这个&ot;两广独立&ot;的计划后，正同张之洞一样，不是没有考虑过的。李鸿章在六月二十日离开广州，到上海以前经过香港，还同香港总督会面。这时英国官方已经放弃搞&ot;两广独立&ot;的计划了。孙中山一派人当时只是坚持要推翻清朝的统治，不但没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明确认识，而且也同康有为一派人一样寄希望于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日本浪人就插手了惠州起义。惠州起义时，孙中山本人是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日本官方还表示要支持他。但不久，日本政府也同英国及其他列强一样，确定了&ot;保全&ot;在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政策，孙中山所预期得到的支持当然也就谈不到了。

二十多年后，孙中山对义和团作了公允的评论。他认为，在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中表现了&ldo;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rdo;，同时高度赞扬义和团反抗侵略者的战斗精神：&ldo;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rdo;2但是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舆论界一般地都是把义和团看做是受清朝统治者支持的落后的、祸国的运动。

当时，只有个别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杂志《开智录》发表了一篇题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3。文章说：&ot;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ot;，义和团是这些&ot;文明国&ot;压迫中国之反响。&ot;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自然之理。故北部山东、直隶之人民，日唱外人之侮我，上天亦代为不平，当联络民气，共竭腕力，顺天之命，尽人之责，幸则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此义和团之所由作也&ot;。文章驳斥当时流行的认为义和团是闯了大祸的匪徒的观点：&ot;义和团虽一败涂地，为人不齿，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我中国人其亦知之否耶？&ot;文章认为，义和团的斗争之勇使得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不能不有所顾虑：&ot;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39;勇&39;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外人于此，则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中国）地图谓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