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汤化龙后来说,他最初有过出任都督的打算,但其他立宪派绅士认为,&ldo;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rdo;,所以劝阻了他1。在起义者给了他民政部长的名义后,他没有推辞,但也不就任。他和他的朋友们还要观望一下。
如果汤化龙可以暂时采取超然态度的话,黎元洪在被安上都督头衔的时候,感到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实际上是被士兵们软禁在谘议局里,‐‐当时,都督府就设在谘议局。他担心他的脑袋可能搬家:或者由于附和造反的罪名而被清朝政府砍掉,或者被认为不顺从革命而被士兵们砍掉。他在谘议局里采取不言不语的办法,既不敢拒绝担任都督,但也不出任何主意,对于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告不发表任何意见。
在把黎元洪推举为都督的那一天,还成立了谋略处。谋略处共十五人2,为首的是蔡济民(1887-1919),新军中的一个排长,是日知会、文学社的成员。在10月10日夜里的起义中,他是二十九标中的革命士兵的带头人。其余我们所知道的人,除几个排长外,都是士兵。他们是文学社或共进会的成员,并且大多是在第一夜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在最初几天里军政府的一切大事都由谋略处决定。虽然军政府还成立了四个部,但都有名无实。谋略处实际上是军政府的核心。可以说,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谋略处手里。革命幼苗刚刚出土,它是否真能成长起来,不但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官僚、旧军官,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绅士,甚至连革命派中的那些原来的领袖人物都还觉得没有把握。在这时候,扶育幼苗的工作落到了代表革命士兵的这些年青人手里。组成谋略处的十几个人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不自觉地掌握着革命的政权。他们在最困难的阶段把革命幼苗扶育起来,完全没有想到革命的果实立刻就会为反革命和假革命所吞噬。
武昌虽然说是光复了,许多在起义的夜里没有参与行动的新军兵士们也来参加革命了,但是长江上还泊着三艘清朝的兵舰(逃走了的湖广总督瑞澂就在兵舰上面),汉口方面还有张彪及其残部,武昌城内外也还有潜伏的反革命兵力。就在11日下午,逃匿蛇山上的原第三十标的百余满洲兵,在反对革命的军官率领下,突然偷袭谘议局,虽然他们立即被革命士兵所歼灭,但足见武昌的局势并不稳定。第二天,盛传清军即将大举反攻的谣言,满城风雨,军政府内有些办事人员悄悄地跑开了。在这种情势下,谋略处这个核心的存在,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分散在武昌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实行了镇压,并且在13日布置炮兵阵地,对长江上的三艘清朝兵船进行了炮战。革命的炮兵打得很好,清朝兵船受了伤,不得不远远撤退。这时,汉口和汉阳,由于驻扎在那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发动起义,也光复了。汉阳由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亚东担任知府,李亚东是日知会会员,1906年被捕,已经坐了五年牢了。汉口在光复后成立了一个军政分府,由詹大悲和何海鸣分任正副主任,他们两人也是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张彪手里只剩下两个营,退到汉口郊区的刘家庙。
武汉以外,湖北各地也动起来了。10月13日共进会的刘英等人在鄂中的京山、天门间起兵,占领了这一带地方。刘英是共进会预定做湖北省副都督的,他所依靠的是会党的力量。同一天,群众武装占领汉川,推举从汉川狱中出来的日知会会员梁锺汉为总司令。16日,黄州、蕲春一带也由革命党人宣布光复。到了18日,驻宜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起义,迅速地获得了胜利,属于文学社的年青的士兵唐牺支被推为司令官。这样,武汉的两翼,长江的上下游都有了保障。
谋略处决定扩充军队,成立四个协。武汉城乡群众报名参军的人极为踊跃,五天就已足额。新军的兵士们分别担任新成立的四个协的各级军官。四个协统是吴兆麟、杜锡钧(原三十标的一个营长,是起义胜利后投诚的)、林翼支(原四十二标的一个兵士,文学社社员)、张廷辅(原三十标的一个排长,文学社社员)。在这四个协成立后,接着又成立了第五协,协统由发动武昌起义的工程兵第八营的革命士兵代表熊秉坤担任。
旧的衙门打倒了,群众是高兴的。新产生的政府和军队一开始确也有些新的气象。宣布了废除苛捐杂税。军官和军政府办事人员一律每月&ldo;仅支车马费二十元&rdo;,兵士的待遇则有些提高,&ldo;兵士每月支十元,头目十二元&rdo;1。军队的纪律很好,兵士们意识到自己应当和旧军队有所不同。社会上有了讲平等的空气,不许唤&ldo;老爷&rdo;、&ldo;大人&rdo;,不许坐轿。汉阳兵工厂正常地开工,工人们积极地生产枪械,供应民军。商会为军政府代筹经费。
军政府没有能在军事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他们本来可以占领汉口往北直到武胜关的铁路线,把武汉北方的大门守起来,但是没有这样做。清朝政府派出的讨伐造反者的部队的前锋,在武昌起义后一个星期开到汉口附近。谋略处部署民军阻击。新编成的军队虽然缺乏训练,但是他们一般地打得很勇猛,并且得到了农民和铁路工人的支持。10月19日把敌人逐退到离汉口四十里的滠口以北。初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武汉的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