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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2章（第1页）

袁世凯能够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主要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的政府实行卖国政策，和清朝相比，有过之无不及。1912年4月参议院首次在北京开会，他发表宣言说：&ot;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ot;1。到了他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又向各国公使外交团致词说：&ot;本大总统深愿履行条约，循守成例，与友邦敦睦为唯一之基础&ot;2。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ot;唯一基础&ot;就是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因此，不仅遵守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遵守一切不成文的&ot;成例&ot;，不仅已办的事全部承认，而且未办的事也要快办。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巨额借款，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经过一些周折。日本、俄国参加了进来，美国则中途退出，所以达成借款时，四国银行团变成了五国银行团。这笔借款总数为二千五百万英镑，以盐税收入为担保；规定四十七年还清，本利合计六千七百多万英镑。借款合同规定，由五国银行团派员稽查盐务，并监督贷款之使用。这完全是奴役性的政治贷款。袁世凯实际得到的数目是借款总数的84％，即二千一百万镑，其中一半以上用以支付各国到期的借款、赔款，还要以二百万镑作为&ot;各国因革命所受损失的赔偿&ot;，剩下来的约八百万镑，袁政府用来做军费和行政费用。靠了这笔借款，袁世凯才能在1913年以压倒优势战胜国民党势力。

1914年欧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分成了两个营垒，互相厮杀，这使袁世凯政府感到很为难。8月6日它宣告中立。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青岛）驻有军队，而同英国有同盟关系的日本随时可能参加战争，乘机夺取胶州湾。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国内舆论界有人主张，应该同德国协商，把胶州湾还给中国，以免为日本夺去。德国由于无力顾及远东，也曾表示可以这样做。但是日本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接受胶州湾，日本将视中国为自行破坏中立而站到德国一边。在这种威胁下，袁政府不敢采取任何行动。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封锁胶州湾，并以进攻青岛的名义出兵。日军从相距很远的山东北部的龙口以二万多人登陆，进兵黄县、掖县、平度、莱阳、即墨等地，把沿途的城镇和邮电机关全部占领，征发物资，役使人民，如同进入敌国一样。袁世凯政府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却自行宣布按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把龙口、莱州、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带划为&ot;交战地区&ot;。日军行动甚至超过了这个所谓交战地区。11月7日，日军才打败德国在青岛的驻军，占领青岛；在这以前，日军已占领胶济线上的潍县等处，并沿铁路线西进，一直打到济南，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显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要从德国手里夺取胶州湾，而且是要控制胶济铁路全线以至整个山东省。

袁世凯一向主要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英国的关系尤其密切。由于西方列强都卷入欧洲战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它独占中国的好机会。它在对山东进行军事侵略后，以解决中日间的&ldo;悬案&rdo;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蛮横无理的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把这些要求当面交给袁世凯。这些要求列为二十一条，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四条，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第二部分七条，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第三部分两条，要把已有日本资本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第四部分一条，规定&ot;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ot;；第五部分七条，包括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某些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间，南昌至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以及在福建省内修铁路、开矿山的投资优先权许与日本等等。

对于日本方面无端提出的类似于对战败国的条件，袁世凯政府竟派出代表同日本公使进行秘密谈判。它的两个代表之一的曹汝霖向参政院报告说：&ldo;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拨，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惟苦请日使速行开议而已。&rdo;1在谈判中，袁世凯方面做了许多让步，仍不能使日本满意。这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政府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有第五部分中的有几条除外，但也承认&ot;容日后协商&ot;）。

袁世凯用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说明他的屈服是无可奈何的，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的。对于商、学、工各界中兴起的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袁世凯严令禁止。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使中国更加陷于贫弱和混乱。他在山东问题上，特别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使他的卖国的面目充分暴露于全国人民的面前。在接受了二十一条后，他加紧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而且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也不怕国内有人出来反对帝制。袁世凯及其党羽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的潮流，也过低估计了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而在中国人民中形成的爱国情绪和憎恶卖国贼的情绪。公然宣布实行帝制，不但不能增强袁世凯的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