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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来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真正实行。

在未到南京以前，在流动作战中，说不上实行他们的田亩制度。当时情况按清朝官方记载是：太平军每到一处即发布告示，&ldo;令富者贡献资粮，穷者效力&rdo;。清朝官方记载，在咸丰三年初进入武昌时，&ldo;亦如此出示，设馆收贡，仅行一日，见所获无几，遂逐户搜括&rdo;。当然是搜括富户。官方记载又说：&ldo;此时盖专掳城市，仍不扰乡民&rdo;。&ldo;不但不掳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rdo;1。专掳城市，当然是因为城市财富比较集中的原故。

在既入南京并重回江西、湖南一带时，就不能不进一步来解决管理农村的问题了。清朝官方记载说：太平军派人入各村庄，&ldo;勾通富户奸佃劣仆，访问窖藏所在，许掘得分给&rdo;。这是在经济上打击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不久后又在乡村中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设立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各官。有些地方并出示曰：&ldo;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货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rdo;2。这也是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但如果认真这样做，就成了剥夺一切农民和小商贩的所有，而由国家负起供养全部人口的责任，这是行不通的。显然，他们并没有真这样做，因而&ldo;遂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责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rdo;1。曾国藩后来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中也说：&ot;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ot;2。

清朝官方的这些记述虽然未必很准确，但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实际做到了在经济和政治上打击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农民们不交租给地主，而直接向国家纳税。也就是说，《天朝田亩制度》中的革命的方面是在一定程度内实施了的。至于土地的绝对平分，并把除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以外的一切多余的粮食、财产都归&ldo;国库&rdo;这种想法，是并没有实行，也是不可能实行的。

在太平军西征的时候，东王和北王、翼王会奏天王说：&ldo;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rdo;3。天王批准了这个建议。据此，可见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当时认为立刻去实行平分土地等事是不适当的，还是要用&ldo;交粮纳税&rdo;的办法来解决军队所需要的粮食问题。

必须指出，太平天国在其所占领的农村中对于地主的统治权力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打击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甚至在不少地方是很不彻底的。太平军到达一个乡村时，对地主富户给了经济上的打击，再加上当地农民起来斗争，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农民不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情形。但在这种斗争比较薄弱的地方，地主的地位就动摇不大。有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乡官制度，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地主在当地农村中的统治地位。

所谓乡官（即两司马、卒长）都是从当地居民中选拔出来的。在地主势力确已受到严重打击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乡村政权，固然较多具有革命的性质，但在不少地方的乡官的人选却往往还是旧的地主和地主的狗腿子一类人物。清朝官方记载说：&ldo;（太平军）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伍卒&rdo;；&ldo;尽有乡官本刁健讼棍，饶有机阱，每备礼物入城献于贼目（太平军的官员‐‐引者），与之款洽，倚为护符&rdo;1。&ldo;（乡官）皆以本乡土人为之，其中以土匪充数者固多，然因留恋家产佯为应承者亦不少&rdo;2。这些记载表明，当时有不少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太平天国的乡村政权中。依靠这类乡官，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秩序。

上述情形都表明，太平天国并不能成功地管理农村和城市。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单纯的农民革命好象一场暴风雨，可以给封建统治秩序以严重的毁坏，但是并不能保证建立一种能够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要彻底推翻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而使农民群众再也不过被剥削的生活，要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代之以农民群众的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把本来是建筑于对农民的剥削制度上的城市经济转变为真正对农民有利的城市，这都是十分艰难的任务，这样的任务不是单纯农民的革命所能完成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方案，固然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他们所作的试验，固然终于是失败了的，但是他们的经验使得中国革命中的这些复杂问题所包含着的各种矛盾更加鲜明地显示了出来。只就这点说，也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贡献。

（六）天京城内的大变乱

当太平军向南京进军过程中，好象用筛子把旧社会筛了一道一样，筛出来的跟着它一起走了，剩下的照旧留在本地。但当太平军发展到长江下游，占领了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时，除了一些逃走了的地主阶级分子以外，它不得不听任整个社会中的一切成分都包罗在自己的队伍里面，因而它的内部成分的复杂性大大地增加。城镇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浪荡游民。城镇中不少地主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商人、手工业者，因为无路可走，不得不表示顺从太平军。农村基层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地主阶级分子，还有许多被打败溃散了的清朝军队中的兵勇也参加到太平军内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