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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军事小说]《刘邦和项羽》作者：[日]司马辽太郎【完结】

透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谷泽永一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

《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戛然而止。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ldo;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rdo;。通过这种引进，&ldo;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rdo;，但&ldo;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rdo;。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ldo;左国史汉&rdo;，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阂，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2在《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ldo;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rdo;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1，如中村幸彦2（中央公论社版•著述集3卷16页）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汉籍的世界。元禄3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日本民众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ldo;古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rdo;。以&ldo;左国史汉&rdo;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ldo;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rdo;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ldo;人们&rdo;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项羽与刘邦》里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不是与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外国人，而是曾启发我们对&ldo;什么是人类社会&rdo;进行种种反思的&ldo;实例&rdo;。从古到今，汉楚人物群像，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无意，但一直在探求一个课题：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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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与刘邦》个体觉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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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觉醒的时代

司马辽太郎从时代背景出发来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动，非常重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澎湃的生命力。&ldo;战国这个称呼带着杀气，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社会的成熟。&rdo;这个大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回头来看，&ldo;日本列岛因大量人口定居较迟，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因此战国时代的到来也晚很多。&rdo;&ldo;尽管历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处还是很多。&rdo;司马辽太郎的这些评论引人注意，是对形式本位的时代划分论猛烈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