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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但愿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真诚地希望能看到更多像《外交十记》这样的政治家著述。这种著述的写作价值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了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视角。这种视角来自政治家本人对亲身参与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体验。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在大家都能知其详时，个人的视角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种视角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信息，就是信史的一部分。二是拓展了我们社会的话语空间。《外交十记》这种形式的个人写作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习惯时，政治家的个人写作本身，无疑是对我们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一个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多种多样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尊重。《外交十记》舒展的文字，从容的表达，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宽松和自信。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我们欣喜于《外交十记》的出版，并期待更多同样的欣喜。

很多有成就的人在谈到自己的阅读经历时，常常谈到名人传记对他们人生的巨大影响，这就从一个侧面看出这种写作的意义所在。政治家的传记、回忆录以及其他著述，对公众的影响也许更广泛也更大。因这种作品里的政治概念、政治智慧，对于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公民理性，往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公民的成熟，是建立在政治常识和智慧积累的前提之下的。没有这种积累，很难确立健康的公民理性，也很难有健康的社会氛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个人写作，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外交十记》里并没有很多那种能调动人们阅读兴趣的&ldo;内幕&rdo;，但我仍然为这种写作而欣喜。言论自由的表达限度和一个时代的政治发展状况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此，任何一个时代言论自由的表达限度，都不可能超越一个时代政治发展的状况。而这种&ldo;限度&rdo;，对政治家、对普通公民以及对公共媒体都具有同等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苛求某一个案。但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推进，我们社会的氛围一定会越来越宽松和谐，个人和公共媒体的表达限度也会随之不断地调整到最适当的位置。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像《外交十记》这样的政治家著述一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

钱其琛简介

钱其琛，生于1928年1月，上海嘉定人，1942年10月入党并参加工作，相当大学文化。

1942-45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时入党并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

1945-49年，上海《大公报》社职员并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男中学委委员，徐龙区学生区委副书记。

1949-53年，任中共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委员，共青团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

1953-54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55年，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

1955-63年，任驻苏联使馆二秘、留学生处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1963-66年，任高教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

1966-72年，在&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受冲击，后下放&ldo;五七&rdo;干校劳。

1972-82年，任驻苏联使馆参赞，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1982-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1988年起，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国务委员。1993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

重大决策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管苏联、东欧事务。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

俗话说，&ldo;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rdo;。如果不计历史旧账，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ldo;十年&rdo;：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这期间，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

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ldo;8&iddot;17&rdo;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