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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第1页）

一、稳定社会秩序

大顺军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稳定了局势，恢复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由于北京是明王朝长期统治的巢穴，是达官贵人、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太容易。大顺军的领导人深知，北京的局面如何，对各地的影响关系重大。因此，首先便是严肃军纪，解除一般居民因明王朝的反动宣传而产生的疑惧心理。赵士锦在大顺军进城时是明工部官员，他根据亲眼目睹记载说，大顺军进城之后，鉴于官军停止了抵抗，立即就&ldo;不杀人了&rdo;。义军战士&ldo;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啣枚贯走。&rdo;百姓&ldo;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rdo;，丝毫不加侵犯。为了防止反革命势力的敌对活动，义军&ldo;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rdo;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自所难免，但一当发现违纪事件时，大顺军领导就毫不手软地秉公执法。赵士锦就记载说：&ldo;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rdo;（34）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涂必泓记室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ldo;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rdo;（35）当时也在北京的陈济生，一方面在他的书中记载大顺军进城后，&ldo;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rdo;另一方面又编造了许多谣言，硬说大顺军在京师奸淫妇女，乃至于&ldo;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rdo;（36）然而，当时亦在京师的明左谕德杨士聪，虽然因为妻子和二妾自缢、爱女投井，对大顺军充满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顺军&ldo;军纪不行&rdo;是四月二十六日从山海关败回京师以后的事。&ldo;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rdo;直接有力地批驳了陈济生所散布的谎言。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故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大顺军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杨士聪记载说：&ldo;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rdo;甚至在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京师的守备力量大大削弱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这也说明大顺军为稳定京师社会秩序所作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门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对剩下的一大批人员如何处理，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大顺政权在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说：&ldo;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rdo;（37）

命令一公布，一些热衷仕途的官僚争先恐后地报名；一部分心怀观望的官僚，也在长班随役的督促下前往应点。二十一日，&ldo;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不尽绘。&rdo;（38）二十三日，刘宗敏、牛金星又在五凤楼（即午门）前，传各营在押官员入朝听选，按姓名册唱名。首批录用的就有九十六人，&ldo;用者出东华门赴吏部听选，仍长班家人相随，无防押之人；不用者仍发营看守。&rdo;（39）二十六日，又选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深知明朝吏治腐败，特别是那些占据要津的高官显宦，不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划者，而且绝大多数是贪污成性者。因此，决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40）；四品以下的官员则分别情况，多数授职，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少数劣迹昭彰的也发到各营追赃。

大顺政权在对待明朝官员的问题上，也有处置不当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这不仅表现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赃助饷的不合时宜（这点在下面还将讲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职务上也过于拘谨。在数以千计的明朝官员出于种种原因而倒向大顺政权的时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视新兴的大顺政权如何对待自己这一流人物的时候，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本来应当在注意防范的前提下，采取先包下来然后逐步清洗的办法，却没有这样做。李自成在北京时重用的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也多是明朝的降官，不过投顺得稍为早一点罢了。大顺政权后期一个明显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对全国形势有真知灼见，能够统筹全局，提出恰当的战略方针的人物。相形之下清廷却要高明得多，它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这样一批&ldo;引路人&rdo;，在决定战略方针时非常注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材，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在北京投降过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僚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规定了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只注意到出身于起义农民的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却没有注意发挥降官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