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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1页）

哲学教授彼得&iddot;路德兰姆（peterdla）在《纽约时报》刊文，谈及他所谓的&ldo;令美国军方、民间和政府情报界头痛不已的泄密、揭发、黑客入侵事件&rdo;，与这些行为有染的人群，他将之称为&ldo;w一代&rdo;，其中以斯诺登和曼宁为典型代表，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ldo;媒体希望将w一代的成员进行精神治疗，这种想法倒也并不意外。他们想要了解这些人何以如此特立独行，迥然异于大型媒体机构中的其他成员。那么以此类推，如果泄密揭发和黑客行为需要心理动机，那么在系统中向当权机构靠拢的心理动机也需要揭示，而在这样的系统中，大型媒体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do;

&ldo;同理可知，系统本身可能就是病态，即便在机构中的从业者是按照组织规则行事，并遵循内部的诚信机制也仍旧如此。&rdo;

这类探讨是制度权威最不愿见到的。对泄密者进行妖魔化是美国主流媒体保护当权者利益的一种手段。这种对权贵的谄媚态度是如此根深蒂固，乃至媒体界的游戏规则几乎变成了争当政府的喉舌和传声筒。

就以泄露机密信息被视作某种恶意或犯罪行为为例。持这种观点的华盛顿记者若不是因为这些泄露的文件信息令政府不快或有损其形象，他们根本不会对斯诺登或我的所作所为加以谴责。

事实是华盛顿的情报泄露事情屡见不鲜，以颇有名望的著名华盛顿记者鲍勃&iddot;伍德沃德（bobwoodward）为例，他就会经常性地从高层知情人那里获取机密信息，并将之公之于世，还能保住自己的职位不受影响。奥巴马手下的官员会经常前往《纽约时报》爆料机密情报，诸如无人机杀人、行刺本&iddot;拉登等等。前国防部长莱昂&iddot;帕内塔（leonpata）及中情局官员都曾向影片《刺杀本&iddot;拉登》（zerodarkthirty）导演透露机密情报，希望影片能为奥巴马的最大政治成就歌功颂德。（与此同时，司法部的律师告知联邦法院，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透露有关抓捕本&iddot;拉登的相关情报。）

没有任何体制内记者会对泄露情报的相关官员或是获悉情报并将之公之于众的媒体撰稿人提出起诉。若有人提议将多年来披露最高机密的鲍勃&iddot;伍德沃德及其高层政府信息来源作为犯罪分子来对待，定会贻笑大方。

正因为这些情报泄露都是得到华盛顿的支持，符合美国政府的利益，因此才被视为得体并可被接受的。只有当所泄露的情报涉及了官方想要隐匿的内容时，才会遭到华盛顿媒体的谴责。

当《会见新闻界》栏目主持人大卫&iddot;格里高利提出，我应该因就国安局监控所做报道遭到逮捕时，请看看前一刻发生了什么。在采访伊始，我谈及海外情报监控法庭于2011年做出的一份绝对机密的法院判决，其中认定国安局国内监控计划的大部分内容都违宪，且违反了监视的相关法律。我也是在斯诺登给我的国安局文件中看到这一判决的。在《会见新闻界》栏目中，我要求将之公布于众。

可格里高利却试图争辩，称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的判决并非此意。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所谓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的意见与此事根本无关，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的判决是针对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是说&ldo;你可以得到这个，但是不能动那个，因为那些实际上已经超乎了你可以被允许的范围&rdo;。也就是说，这一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或不复存在‐‐这才是政府的完整观点，实际上是属于司法审查的结果，而并非是政府滥用权力。

上述观点与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的观点完全不符（不过判决于8周后得以公布，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份判决的确将国安局的做法视为非法）。更重要的是，格里高利声称自己了解这份判决，是因为他的线人这样对他讲，接着他又将这一信息公之于世。

在格里高利妖言惑众、称要因我所作报道而将我捉拿归案之前，他自己泄露了他从政府的消息来源那里获得的绝密消息。可没有人会认为格里高利的做法也应被绳之以法。将这一套逻辑运用到《会见新闻界》的主持人及其线人身上，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的确，格里高利也许无法理解他所透露的信息和我的所作所为其实可以相提并论，只不过他是应政府之要求，力求在为其行为进行辩护和支持，而我则是要与之抗衡，违反了官方的意志。

当然，这与新闻自由所要取得的效果截然相反。所谓&ldo;第四等级&rdo;是要行使最大权力，应对敌对阻力，坚决实现信息透明；媒体的工作就是要对当权者为保护自身利益不断散布的不实信息予以揭露。没有这样的新闻工作，权力滥用在所难免。若没人需要美国宪法保障新闻自由，那么媒体记者就只能对政治领导歌功颂德，高唱赞歌，有了宪法的保障，媒体记者才能不至于如此。

在发表机密信息方面的双重标准在对&ldo;新闻客观性&rdo;不成文的要求中则更显突出。正是对这条规定的所谓违反才使我成为了一名&ldo;激进分子&rdo;而不是&ldo;新闻记者&rdo;。我们被不断告知，记者要报道事实，而不是表明观点。

这明显是个借口，还假借职业之名。人类的看法和见解本身就存在主观性。每篇新闻报道都是各种高度主观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假设的产物。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在服务于某些层面的利益，非此即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