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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父亲逝世的那天下午，在听到一条有关台湾的消息时，他还对秘书说：&ldo;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lso;一国两制&rso;是最好的形式。&rdo;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在台刘璠、刘咏尧、邓文仪、王叔铭、刘安祺、张炎元、何志浩、张琦等八位同学联名发来唁电：&ldo;百战沙场，功耀华夏，星沉南海千古恨；一代人杰，勋尊元帅，月冷西山万民悲。&rdo;此外，旅美黄埔同学蔡文治、中南美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罗大诚也发来唁电。海内外黄埔同学为父亲这位黄埔前辈的谢世深表哀痛！

父亲逝世后，母亲同样抱着病弱之躯，关心同学会的工作，参加有关活动，直到她逝世前最后一次住院时，还在关心台湾同学来北京访问的情况。

在父母的感召下，作为黄埔后代，我也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热心参与者。2001年6月9日，在黄埔军校建校77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作了发言，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老一辈的黄埔人大多不在了，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使命传给了下一代，子孙相承，使分裂主义者的阴谋不能得逞，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想，也许不久的将来，祖国完全统一之日，父亲母亲在天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操不完的心（1）连载:山高水长作者：聂力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父亲老了，在他85岁以后，就不能走路了，他坐上了轮椅车。那辆轮椅车是邓朴方送给他的，坐着很舒适。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仪容严整，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儿不平整，自己够得着的，自己动手整理；够不着的，就喊别人帮忙抻平。他仍然爱干净，爱整洁，这与他历来讲究军容风纪，早已形成习惯有关。当年在晋察冀，没人敢在他房间里丢烟头，更没人敢在他的房间里吐痰。他一辈子爱干净，到老了，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邋遢。

这还不算，他看见谁的衣服皱皱巴巴，他就要提醒人家注意。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这点都做不到，做不好，那你做事情可能就会粗心大意。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有操不完的心。他爱操心，操了一辈子心，所以，不让他操心，那是不可能的。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听秘书们念报纸、文件，重要的地方，他要反复听。只要醒着，他的脑子就不停地转动，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说，脑子越用越好用，脑子懒惰的人都是蠢人。想到某些问题，一旦深思熟虑，他就吩咐秘书记下来，或者给中央反映，或者给有关部门写信、打电话。总之，他不会让问题白白溜掉。

他关心部队军衔制的问题。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85岁那年，他又给杨尚昆写信，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度。信中说：&ldo;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干部评定了军衔，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和提高责任感。军衔又是终身荣誉，老同志退下来或转业时有了军衔，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rdo;

1988年，我军终于恢复了军衔制。

听说社会上对高干子女反映比较大，88岁那年，他给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写信，希望部队的高级干部对子女严加管教，他写道：&ldo;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起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rdo;

有人说，这封信显示出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晚年，除了黄埔的事情，他还热心支持我国的老龄事业。老龄事业在中国发展较晚，1982年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才成立。有一天，父亲从保健医生那儿看到一本新创刊的《中国老年》杂志，引起他的注意。当他得知该杂志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时，他便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祝贺《中国老年》的创刊与发行，希望&ldo;把老龄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做好这项工作&rdo;。

老龄委正想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出来支持他们的工作，见父亲&ldo;自投罗网&rdo;，高兴坏了，因此极力报请国务院，聘任父亲为全国老龄委的名誉主任。父亲慨然应允。1984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聘任书。

老龄问题是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比例逐年上升，而且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农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父亲认为，必须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此，他先后14次致信或题词，予以支持和指导，并两次会见老龄委的领导同志，探讨老龄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父亲担任了6年的名誉主任。直到1990年3月12日，他约见陈丕显，提出自己实在年迈体衰，不能再担任这一职务了，恳请陈丕显继任此职。4月27日，国务院批准父亲的请求，并任命陈丕显担任该职。

虽然辞掉了这一职务，但父亲仍然关心老龄事业。1992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已经病情危重的他，得知《中国老年》要搞创刊100期纪念，不顾医生的劝阻，硬是让秘书代写一封贺信，并经他推敲后，才同意发走。

父亲一辈子钟情于科学事业，在他的晚年，他依然痴迷于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全面发展，为了调动广大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等人的热心组织下，1985年10月，由包括钱学森、王大珩、金善宝等几十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和胡锦涛、王兆国、倪志福等关心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的领导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父亲获悉后，立即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时，就在科委设立了&ldo;发明局&rdo;，主管全国发明创造工作，他对组织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一直大力支持。因此当武衡向他汇报，并请他担任名誉会长时，他当场欣然允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