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东兴县委韩某等4人,发现了由张瑞涛组织并领导的在巴彦、木兰、东兴县内成立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爱国者,将其中的265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还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敌人吗?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关于叛徒宋一夫、关书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说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军部队联合远征的途中,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中,籍词巡查步哨,趁机潜逃。临逃以前将所带重要文件、图书、自来得手枪遗留给本部。临逃时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枪一支,并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宋的同乡)一同潜逃。
比宋一夫小两岁的关书范,宁安县人,曾任吉东局团委书记,5军1师政治部主任、师长,5军党委书记。2路军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关书范率一师余部返回刁翎地区后,以&ldo;假投降&rdo;为名,与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这个之前也曾审讯、判处投敌叛变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样的罪名处死。
有人拿程斌与关书范比较,都是中学毕业,都是主力军的主力师长,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赖。不过,关书范似乎更侧重于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跃,乐于也敢于发表见解,点子也多,来得也快。有人说他是5军的才子。
6军21师参谋长韩铁汉,名叫铁汉,却是个软蛋。但他没叛变前,不能说是软蛋。程斌也曾被评价为&ldo;对党忠诚&rdo;。关书范成为叛徒不久前,还被认为&ldo;足为革命模范&rdo;。宋一夫叛逃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ldo;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rdo;。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ldo;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rdo;。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ldo;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rdo;,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ldo;曹文官&rdo;,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ldo;曙&rdo;和&ldo;焰&rdo;字,说&ldo;曙&rdo;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ldo;曙光在前&rdo;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ldo;焰&rdo;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