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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究竟什么事，让皇帝如此动怒呢？原来在第十页上，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ldo;避讳&rdo;，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ldo;玄烨&rdo;&ldo;胤禛&rdo;和&ldo;弘历&rdo;六个字写了出来，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则便犯了&ldo;讳&rdo;。

这本是一片好心，心绪不佳的皇帝读起来却十分触目。在传统社会，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的。美国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亲汤姆或者彼德，而在过去的中国，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却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脚来大骂海成，说《字贯》的&ldo;大逆&rdo;开卷即见，海成竟然说&ldo;无悖逆之词&rdo;，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不忠爱。皇帝传谕给海成，骂他&ldo;双眼无珠&rdo;，骂他&ldo;天良尽昧&rdo;，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就这样，王锡侯《字贯》案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

其实皇帝的反应实在是过度了。在传统社会犯&ldo;讳&rdo;其实是难免的事，因为林林总总的忌讳太多了。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十分宽容的，雍正年间，许多人因为犯讳受罚，他大不以为然，刚即位就一再降旨声明：&ldo;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rdo;因此，王泷南虽然千方百计陷害王锡侯，却没有想到做他犯&ldo;庙讳&rdo;&ldo;御讳&rdo;的文章，海成让&ldo;悖逆&rdo;&ldo;开卷即见&rdo;的《字贯》漏掉，也并不是他&ldo;双眼无珠&rdo;，而是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ldo;问题&rdo;。

那么，皇帝这次为什么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上线呢？事情还要从乾隆三十九年禁书说起。

历经父祖两代奠定的良好基础，继以乾隆初年的励精图治，大清帝国跃上了盛世的顶峰。国势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各项指标都远迈前古。

虽然治绩如此辉煌，乾隆并没有丝毫飘飘然。易经说&ldo;无平不陂，无往不复&rdo;，又说&ldo;处泰虑否&rdo;。中国古老的辩证法早就提醒人们，凡事达到极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转向衰败的开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皇帝越来越多地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顺利之时，越要振作精神，否则就会翻车。&ldo;保泰持盈&rdo;四个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的文件当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谕旨中对全国臣民说，当此全盛之日，自己&ldo;惟当益加兢兢业业，保泰持盈，用以上承灵休，以与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rdo;。（《清高宗实录》）平准不久，他写诗自励道：&ldo;日励自心强不息，敬天勤政又从头。&rdo;

皇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没有改变自己勤政的习惯，反而更加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奋发勤政。乾隆确实是雄心太炽，这个政治超人还有无穷的精力。他认为保持盛世难于创造盛世，只有用&ldo;争&rdo;的心态来&ldo;保&rdo;，才能真正&ldo;保&rdo;住胜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中的漏洞，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隐患，为后世子孙提前解决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以保证大清江山亿万斯年永不变色。

那么，大清天下还有什么漏洞呢？

经过&ldo;夙夜倍切&rdo;，细心梳理，皇帝发现，那就剩思想文化领域了。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但是，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ldo;不法文字&rdo;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间社会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们视如奇宝，争相传抄，还在上面批批点点，大表赞同。这个案子说明，一些人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心中仍然执着于&ldo;华夷之辨&rdo;，不认同大清的统治。与此同时，几起零星的民间暴动，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马朝柱反清案，都打着&ldo;反清复明&rdo;的旗帜。这说明国家承平百年之后，汉人头脑中的&ldo;反清意识&rdo;仍然是社会动乱的最佳火种，是大清社会存在的最大隐患。

韩非子说得好，&ldo;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rdo;。统治者不仅需要有&ldo;硬实力&rdo;，还需要有&ldo;软实力&rdo;。列祖列宗成功地驯服了内地人民的身，却没能彻底地&ldo;驯心&rdo;。而只有达到&ldo;驯心&rdo;的统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然而，&ldo;驯心&rdo;又是最难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

因此，宣布国家进入&ldo;极盛&rdo;以后，皇帝提出了&ldo;大兴文治&rdo;的口号。皇帝说，圣明之治，&ldo;始之以武，终之以文&rdo;。

&ldo;文治&rdo;的核心是为全国臣民确立一套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日理万机处理无数繁杂政务的同时，皇帝还亲力亲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抓了如下几件大事：

一是为天下臣民&ldo;御制&rdo;了一部标准的历史。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武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历来是最高明的统治技术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导大臣编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系统讲述了从黄帝到明末共计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历史。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遇到的最大意识形态困难就是建立在&ldo;华夷之辨&rdo;基础之上的&ldo;正统观&rdo;。按照传统的说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论怎么解释，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ldo;本末倒置&rdo;。乾隆在这部书中最着力的，是确立新的&ldo;正统观&rdo;。乾隆从&ldo;天下一家&rdo;和&ldo;大一统&rdo;的角度重建&ldo;正统观&rdo;，重新论证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乾隆从《春秋》等传统经典中为自己寻找依据说：&ldo;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rdo;他强调&ldo;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rdo;，谁建立了&ldo;大一统&rdo;的政权，谁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百姓的生活，谁就是自然的&ldo;正统&rdo;。通过这部书的广泛传播，外族统治者首次占据了&ldo;道统&rdo;的制高点，有效地宣传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据时势需要，大幅修正一些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乾隆为人，极端自负。他一举一动，都想着要为后世万代树榜样。所以他一贯瞄准那些事关全局的最艰巨、最棘手的问题，不给后代子孙留麻烦。调整对明末清初人物评价就属此类。

众所周知，没有一大批有杰出才华的汉人帮助，满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ldo;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rdo;。这代表了清初统治者对汉族功臣的一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