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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第1页）

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辱。

功成名就的&ot;知识分子&ot;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ot;自由&ot;，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ot;民主&ot;，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ot;中国&ot;。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ot;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ot;

集体&ot;缺钙&ot;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ot;后现代&ot;；或者关心在&ot;核心期刊&ot;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鸡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ot;一级教授&ot;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ot;人民&ot;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ot;重农&ot;，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ot;耕战&ot;是务，把&ot;上农除末&ot;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ot;朕本农民&ot;，闭口&ot;享我农师&ot;。他不仅&ot;立法多右贫抑富&ot;，还下令&ot;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ot;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ot;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ot;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ot;同盟者&ot;到&ot;主力军&ot;，从&ot;民主革命的动力&ot;到&ot;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ot;，从&ot;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ot;到&ot;贫下中农上管改&ot;，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ot;三农&ot;问题，又不仅仅是就&ot;农&ot;言&ot;农&ot;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ot;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039;农村问题&039;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039;就农言农&039;已经很难再改下去。&039;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039;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ot;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ot;为何写作&ot;、&ot;写作什么&ot;以及&ot;怎样写作&ot;的答案。

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ot;爱&ot;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流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流一滴呢？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宁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爱着的人：

世界上还真有你这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写情书。你的生活是激扬、善良、鲜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观点几乎都&ot;于我心有戚戚焉&ot;。《圣经》中说：

全律法都包含在&ot;爱人如己&ot;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

我知道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会像第一次跟你通电话时那样劝说你离开了。

我已经知道，如果你离开了，你&ot;安全&ot;了，你的心灵将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状态。

农民们历来就是统治者们&ot;理所当然&ot;地牺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们。某些本来是出身自农家的孩子，在跨入&ot;高等人&ot;的圈子之后，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在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个时代，由于竞争、由于战争、由于欲望，人们的心不再柔软如花，而变得坚硬如铁。

艺术也彻底地堕落了。我听说，有一个所谓的&ot;行为艺术家&ot;，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这样一个&ot;行为艺术&ot;：他到农村里去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然后通知西方媒体的记者和艺术界的人士，说他有一个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呢？他将婴孩的尸体放在蒸笼里蒸熟，然后吃掉！

没有信仰、没有爱，艺术也就成了屠杀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吗？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非得以&ot;酷&ot;为美？

我记得泰戈尔曾经感叹说：&ot;我对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怜悯；必须把事物径直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辱房干瘪了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只会哭喊。然而，饥肠刚一填平，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过去的所有苦难。&ot;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印度的农民也在一片广大的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

泰戈尔还说：&ot;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进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ot;印度的农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们有像甘地、泰戈尔、特蕾莎修女这样一些与他们一同承担苦难的心灵。

我们国家的农民呢？梁漱溟和晏阳初曾经发起&ot;乡村建设运动&ot;，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ot;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走，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