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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离开莫斯科后的悠悠岁月里，这座城市常令我梦绕魂牵。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朋友们不一样，从未打算在苏联过一辈子。德国仍然是我的故乡。再说党派我到共产国际学校学习以及去广播电台工作就是为了回国这一天做准备。那时我23岁，踌躇满志，对返回德国后的情况想得非常简单。我们在校时，意识形态教育占了很大比重。训练的重点放在如何肃清战败德国的残敌上。然而，一旦面对国破家亡的同胞、亲眼目睹了自己曾热烈拥戴过的大独裁者可耻覆灭，我受到的震撼难以想象。

我们这些从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启蒙者，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天壤之别。我们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内建立共产党政权，而是成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法西斯同盟，当然是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和所有的共产党人均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且是绝对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惨痛教训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斩尽杀绝。实际上，斯大林最初对在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虑，他想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时有多种选择。

返回德国后的情形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痛苦压抑得多。许多年后，弟弟在他拍的一部电影《那年我十九岁》中反映了这种痛苦的心情。电影描写了一群天真热情的年轻人在得知极其野蛮暴行的真相之后的心理感受。年轻正直的主人公与他所处的乱世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红军的迫近，各城镇的市长忙不迭地卷起纳粹旗子，有的干脆把旗子中间自圈里的黑卐剪掉了事。

康尼作为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参与了在苏联占领区筹建一个新政权的工作，我随党的机关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与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小批人4月先从莫斯科返回柏林。一个月后，5月27日，我和其他人身着崭新的西装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军用飞机回国。从空中望下去，战后的土地满目疮痍。

我们这批人成分五花八门。既有老共产党员，又有父母是老共产党员的德国战俘。回到德国后会是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没有谱。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许共产党在德国合法存在。没有人高谈阔论建设一个新德国。谁都知道，当务之急是解决德国人的衣食住行，以渡过难关。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国。这是我们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国令我们既激动又伤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国城镇千疮百孔。飞行途中，被夷为废墟的华沙从机翼下掠过。整个城市荡然无存。瓦砾中灰烟缕缕，好像从烧死人的木柴堆里冒出来的。我们这架飞机是在柏林刚刚开放使用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上降落的首架飞机。三年后的柏林危机期间，这个机场成为盟国空运的交通枢纽。当时没人想到遭到如此严重破坏的柏林还能重建。

我们这些共产国际的孩子受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渴望清算自己同胞的纳粹历史并真诚地相信，凭借在学校学到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能荡尽纳粹流毒，建立一个新德国。然而，整天跟这些曾对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欢呼呐喊过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比我想象的难得多。大多数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纳粹在他们的助纣为虐之下或打着他们的旗号犯下了累累罪行。没有谁因纳粹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负罪，或反省自己的责任。埃米有一次听到几个妇女议论我们电台播放的关于德国战争罪行的报道：&ldo;德国男人绝干不出这样的事！&rdo;德国男人这种说法完全是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希特勒式的语言！这种论调她们听了整整12年。

许多德国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不少人认为，我们从苏联搬回来了另一种独裁制度。西方国家后来曾挖苦我们用红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当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国人中，我们这些德国共产党人大概属于对斯大林的罪行感觉最迟钝的，因为是苏联把我们从死亡或监禁中解救出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管有何疑虑，也无法与希特勒残暴政权下的经历相比。我根本不可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做是暴政。对于我和我这一代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支解放力量。它的方式也许有些粗暴，但我们始终认为，归根结底它是一支代表进步的力量。当时没有人可以说服我接受与此相反的任何观点。

这种态度日后决定了我们在冷战期间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每当听到有人骂我们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ldo;他们说的是否属实？&rdo;而是&ldo;他们攻击我们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rdo;这种自我辩解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再也听不进批评意见。

那时我们非常幼稚。我以为，德国人从战败的重击下醒过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感激苏联人把他们从希特勒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并对他们的救星表示热烈的欢迎。实际情况跟我想的大相径庭。在我住的居民区内，有一家纳粹分子被赶出了他们那套宽敞的住房后，左邻右舍开始为谁有资格搬进去而争吵不休。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虽已垮台，而德国人仍为争夺个人的&ldo;生存空间&rdo;斤斤计较，我不无厌恶地想。更令我气愤的是，有一家人声称他们从未加入过纳粹党，因此最有资格住进这套房子。实际上，他们是当地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曾向当局出卖过5名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