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陈立夫、徐恩曾正是专门做中共的情报工作,这也难怪系受到器重。
戴笠天生不服输,喜欢争强好胜。于是疯狂般地调整工作目标,一心一意搞共产党的情报,并把工作重点放在上海。
上海是中共机关所在地,戴笠把与中共作半争的重点放在上海区。自翁光辉被撤职之后,戴笠任命中共叛徒出身的余禾醒为第二任上海区区长,其目的正是希望能打入上海的中共组织。
戴笠想方设法,无奈他的心情过于近切,因而表现得急于求成和下令逮捕,然后严弄逼讯,结果总是因中共人员的坚贞不屈而使线索中断,斗争也因此不能深入下去。另外一方面,特务处初期的成员大多来自军校学生,一部分来自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这些特务的思想,文化、气质、道德水准与中共人员相去甚远,因而在中难以有上佳表现。戴笠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由于不能达到与中曲组织部调查科在方面争功夺宠的目的,因而常常把一腔怒气泄到手下的特务头上,大骂特务们是一群酒囊饭袋,不能为&ldo;团体&rdo;争气,好在蒋介石也没有在方面对戴笠过分苛求,戴笠也只得罢了。但是,由于系特务这一方面常常跑在他的前面,由此却更增加了戴笠对系特务组织的嫉妒和仇恨,恨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话分两头,自戴笠成立特务处组织以后,先后杀了张敬尧、杨杏佛、史良才、吉鸿昌,可谓成绩赫赫,这使系头子陈立夫感到十分不安。
自上海金园路证券交易所与戴笠结怨以来,两人的关系一直紧张。针对系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专门榫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立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业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在会上,大头目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做出成绩,应对特务系统的坍台负责。并警告说:&ldo;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rdo;这次会议后,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5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陈立夫经过一毓的努力,在方面缍做出了成绩,有些方面确实显出较高的水平。
首先在部建制上,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收刊,讲座共产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史》,为小组所学习。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ldo;马&rdo;色变,谈&ldo;红&rdo;色变来说,确实要高明一些。再次,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ldo;劝降&rdo;技术,对被捕的中员进行&ldo;劝降&rdo;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ldo;说理&rdo;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ldo;辩驳&rdo;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拳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副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系特务也不同戴笠。他们一量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ldo;细胞&rdo;,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ldo;细胞&rdo;提升的障碍,立即予铲除,等等。
正因为系特务在方面有这些&ldo;高明&rdo;的手段,在整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系特力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方面,系特务组织无颖旧权威机关。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菲作风。在一次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ldo;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有啥用场?&rdo;
这话传到戴笠耳朵里,对陈立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处处与他做对。当时,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上海便成了双方斗法的场地。系特务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时,必须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同关大多掌握在戴笠手里,戴笠总是有意为难他们。
戴笠与系的勾心斗角,使蒋介石察觉到这种内砂大大地削弱了特工力量,觉得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于是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系原班人马,由徐恩曾任处长;二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由于默屯任处长。
军统局于1935年5月4日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疲乏署街132号;二处仍在南京鸡鹅巷53号轱处设在南京山西路。
军统局成立归后以后,原特务处的大特务文强、赵文龙等人非常担忧,纷纷对戴笠说:&ldo;处长,现在我们归陈立夫管了,他历来就和你有过节,今后肯定处处和我们过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