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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第1页）

因此，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也就是说，当防御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时，不进行决战就算是防御取得了成果。

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却不是这样。

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适时为这些要塞解围，因此，以积极行动决定胜负，是由我们决定的。

如果敌人不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尾随我们进入腹地，情况也是这样。在这种场合，虽然我们有较充裕的时间，可以等待到敌人极度削弱时才行动，但是，终于要转入行动这一前提始终是不变的。不错，敌人也许占领了作为他进攻目标的整个地方，但是，这只不过是借给他罢了，紧张状态仍在持续中，决战还在将来。只要防御者的力量日益增强，进攻者的力量日益削弱，拖延决战就对防御者有利。但是，只要必然会到来的顶点一出现（即使这个顶点只是由于防御者总的损失产生了最后影响才出现的），防御者就应该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这时，等待的利益应该看作已利用殆尽了。当然，这个时刻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它取决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冬季的来临通常可以看作是自然的界限。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在他占据的地方过冬，那么，通常就应该认为我们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不过，只要想一想托里希‐佛德腊希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一般说究竟什么是决战呢y我们在考察中一直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当然决战并不一定采取会战形式，它可以是能导致剧变的一系列分兵进行的战斗行动，这些战斗行动所以能导致剧变，或者是因为真正进行了血战，或者是因为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效果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却。

在战场上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决战。根据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因为，即使敌人军队仅仅是因为缺乏粮食才退却的，这也是我们的武力限制了他们才造成的结果。假如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敌人军队就一定能设法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被进攻中的种种困难弄得疲惫不堪，并且由于兵力分散、饥饿和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能促使他退却并放弃已得到的一切的，仍然永远只是对我们武力的畏惧。不过这样的决战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当然有很大区别。

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中，只有以我们的武力对付敌人的武力，只有用我们的武力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但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的军队由于劳累消耗了一半，我们的武力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的军队虽然是决定胜负的最终的因素，但对决定胜负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因素了。敌人的军队在前进中的损失为决定胜负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仅仅是我们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促使敌人退却，也就是说就可以引起剧变。在这种场合，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敌人在前进中的劳累。当然，防御者的武力没有起作用的场合是没有的。但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重要的是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要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说，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被防御者的武力所消灭，还是由于自己的劳累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式。

不言而喻，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取前三种防御方式的场合，第二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取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作深远的退却时，才能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牺牲重大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史中有一些战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别开，就象在实际生活中区别两方基本概念那样清楚。1745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亨甫利得堡进攻奥地利军队时，奥军正好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这时奥军的兵力既不可能由于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上面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战例是：威灵顿在托里希‐佛德腊希的筑垒阵地上，一直等待到马森纳的军队由于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者的并不是防御者的武力。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也可以肯定其中有一种原则是主要的。1812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著名战局中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么多流血战斗也许就可以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仍然没有一个战例比这个战例更能清楚地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累而遭到覆灭的。

三十万人编成的法国中央军团到达莫斯科时只剩下九万人左右，而派遣出去的却不过一万三千人左右，因而，法军一共损失了十九万七千人，其中战斗减员肯定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致胜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有名的&ldo;拖延者&rdo;非比阿斯进行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指望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而崩溃。

总之，在很多战局中这一抵抗原则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人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深入地研究事件本身，才能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