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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章（第1页）

仔细研究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用作盲目的工具。而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都是一些遵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和普鲁土的敌人1，却简直可以说就是战神本身。

1指1805、1806和1809年战争中的拿破仑。‐‐译者。

这些不同的情况不是应该引起完全不同的考虑吗？

1805、1806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极端的不幸上，认为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非常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使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完全不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和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准备战争时已经完全感觉到政治气氛中孕育着大雷雨，但是它们没有采取与此相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正是1805年的、1806年的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使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如果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和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各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就越有必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

第三章（下）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我们必须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取决于我方和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如果双方都已知道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然而，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很明显的，这可能是双方使用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各国的地位和情况不同，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很少相同，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点使我们不能准确地估计会遇到多大的抵抗，因而不能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和可以提出什么目标。

在战争中由于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得不到什么成果，反而可能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双方都力图在这方面胜过对方，于是就产生了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可能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失去同目的的一切联系。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意图往往会因自己内在关系的牵制而不能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或多或少遵循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和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目标。为了遵循这个原则，他必须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成为一种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迅速的判断显然就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各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较迅速地抛开那些关系不十分密切和不重要的东西，能较迅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不难理解，考虑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真正的眼力才能在其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东西，仅靠呆板的研究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这是一道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

如果说在这里各种关系极为复杂和极为广泛，而且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但却能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危险和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但不能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受到减弱，但对有些人来说，却能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少有的伟大人物。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只有根据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即将来临的战争、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其次，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判断象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决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取决于君主、政治家和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管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和环境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有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于进行抽象的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