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在当下的直接表现与只在精神中呈现的过去的意象之间,换句话说,在作为事变的世界与作为历史的世界之间,呈现出了一个区别。行动的人(政治家和将军)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一个方面,沉思的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二个方面。一个人投入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为了去行动或去承受苦难;而要求第二个方面的则是编年学,那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伟大象征。我们既要往后看,又要朝着不可预见的未来向前生活,但是,甚至在孩童时期,我们的技术经验很快就把可预见物的要素引进了独特的事变的意象,就是,那不是从属于观相的事实而是从属于计算的被控制的自然的意象。我们把一个&ldo;猎物的头&rdo;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在,往后很快地就看作是食物;我们把闪电看作是一种危险,接着又看作是一种电荷。后来,在大都市里,这第二种看法,即把世界的投影僵化的认识越来越压倒第一种认识;过去的意象被机械化和物质化,并由此推演出一套有关现在和未来的因果原则。我们开始相信历史定律,相信对历史定律的一种理性认识。
不过,科学历来都是自然科学。因果知识和技术经验只指涉已成的、广延的、已被理解的东西。如同生命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一样,知识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即是说,它是把可感的世界当作一个要素来理解,当作在空间中且从属于因果定律的东西来看待。因此,存在一种历史的科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记住,在每一个人的世界图象‐‐它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理想的图象‐‐中,既有属于自然的东西,又有属于历史的东西。没有自然,就没有活生生的和谐,没有历史,就没有因果的和谐。因为,在自然的领域内,尽管两个相同的、合乎规则的实验必定有相同的结果,但每一个实验都是占用一个日期而不是重现一个日期的一种历史事件。而在历史的领域内,过去的日期或资料(编年、统计、名称、形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网。&ldo;事实就是事实&rdo;,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意象或理论(theoria),不论是在前一个领域还是在后一个领域。但是,历史本身就是&ldo;处于焦点中&rdo;的存在的条件,材料只是这种条件的一个帮手,而在自然中,真正的目标是获取材料,理论只是这一目的的仆人。
因此,并没有一个历史的科学,而只有一个有关历史的辅助科学,它要查明那已有的东西。对于历史的见解本身而言,资料永远都是象征。反之,科学的研究属于科学,且只属于科学。它借助其技术的根源和目标去发现资料和因果方面的定律,别无其他;并且从它把目光转向别的某个东西的时刻起,它就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某个超科学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资料才是不同的。后者一致地重复自身,前者决不会。后者是真理,前者是事实。不论偶然和因果在日常图象中显得多么密切相关,根本上,它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如同一个人的历史图象的肤浅(因此是这个人本身的肤浅),毋庸置疑地是与赫然在目的偶然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成正比一样,书写的历史的空洞无物,毋庸置疑地是与它在其中把建立纯粹事实性的关系作为其目标的程度成正比的。一个人对历史的体验越是深刻,他接受&ldo;因果&rdo;印象就越少,他就越能可靠地感受到那些印象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假如读者考查一下歌德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一定会惊奇地发现,&ldo;活生生的自然&rdo;居然不需要公式、定律、且几乎没有一丝因果的踪迹,也能得到表述。在歌德看来,时间并不是一种距离,而是一种感受。但是,对终极的和最深刻的事物的体验实际上为一般的学者所拒绝,他们只是纯粹鉴别性地分解和整理,既不容许自己去沉思,也不容许自己去感受。反之,在历史的情形中,这种体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证明这样一个悖谬的合理性:一个历史的研究者越少与实际科学发生纠葛,就越是对他的历史研究有利。
再借一个图表阐述一下:
心灵
生命,方向
命运-体验
独一无二地发生的和不可挽回的
&ldo;事实&rdo;
观相的机智(直观)
意识作为存在的仆人
&ldo;历史&rdo;的世界意象
生命体验
过去的意象
建构性的沉思:
(历史学家,悲剧作家)
为了探讨命运
指向未来的方向;
建构性的行动:
(政治家)
为了成为命运
世界
广延
因果知识
恒定地可能的
&ldo;真理&rdo;
体系的鉴别(理性)
意识作为存在的主人
&ldo;自然&rdo;的世界意象
科学方法
宗教。自然科学
理论的:神话和教义。假设
实践的:崇拜。技术
十一
可以允许把一组或任何一组社会的、宗教的、生理的或伦理的事实确定为另一组这类事实的&ldo;原因&rdo;吗?理性主义的历史学派、甚至最新的社会学会回答说:&ldo;当然可以&rdo;。他们会说,那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我们对历史知识的深化。但事实上,对于&ldo;文明化的&rdo;人而言,总是暗含着以一个基础性的理性的目标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他的世界其实就没有意义。并且,他在选择自己的基本原因的时候,总是放任自己于最缺乏科学性的自由中,而在这一自由中,毋宁说存在的是某种喜剧性的东西。一个人可以选择这一组或者另一组事实作为第一因‐‐这是引起争议的无尽的源头‐‐所有的人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都可以以自然科学为基准来自称是对&ldo;历史进程&rdo;加以阐述。席勒在他的一个著名的陈词滥调中对这个方法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表述,在一首诗中,他说,&ldo;世界混乱&rdo;(welttriebe)与&ldo;忍受饥饿和忍受爱&rdo;(durchhunrunddurchliebe)是一致的;从理性主义进入到唯物主义的19世纪已经把这个看法变成了信条。效用崇拜达至顶点。以至于达尔文以他的世纪的名义牺牲了歌德的自然理论。生命事实的有机逻辑被披着生理学外衣的力学所替代。遗传、适应、自然选择成为具有纯粹机械内涵的效用原因。历史的天命(dispensations)被&ldo;空间中&rdo;的某个自然主义的运动所替代。(但是,不论什么东西,皆有其历史的或精神的&ldo;过程&rdo;吗,或者说有其生命&ldo;过程&rdo;吗?对于诸如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这样的历史&ldo;运动&rdo;,可以以科学的运动概念来加以处理吗?)&ldo;过程&rdo;这个词消除了命运,揭开了生成的秘密,并且,看哪!不再有世界事变的悲剧,而只有世界事变的一个准确的数学结构。&ldo;准确的&rdo;历史学家就在这结构之上来阐述这样一个前提,即:在历史图象中,我们的面前有一系列机械性的&ldo;状态&rdo;,适合我们作理性的分析,如同适合于一种物理实验或一个化学反应一样;因此,原因、手段、方法和目标都能被分组归类,作为在可见的表面的一个可理解的体系。这实在是简单得令人吃惊。人们一定会承认,对于一个极其肤浅的观察者来说,假设(就他的个性和这个假设的世界图象而论)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