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计算机的研究成果对东德尤其宝贵。罗博特罗恩是东德引以为豪的世界一流微电子公司。然而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或日本。罗博特罗思不至于被甩在后面的惟一办法是获取西方禁止出售给我们的技术和软件。罗博特罗恩基本仿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组成,主要依赖窃取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成果,差不多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施蒂勒很快被晋升为大尉。他决定叛逃时仕途正看好。据我所知,他叛逃完全是为了追求西德更舒适的生活。他跟老婆已离婚,有一个在东德当服务员的情人,叫黑尔佳。她有一个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通过她哥哥与西德谍报机构接上了头,时间大概是70年代中期。他与西德谍报机构做了一笔交易:他向西德提供科技部的情报。西德付给他高额酬劳,并最终允许他定居西德。潜在的叛逃者一般都会采取这种交易方式。问题是,一旦敌方谍报机构诱使对方人员下水后,它更希望新发展的间谍留在原地,从敌人的心脏提供宝贵的情报,而不是逃到自己这一边来。叛徒当然不这样想。尤其是日久天长,他暴露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结果通常是一场意志上的较量。交易的每一方都试图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
施蒂勒背运的时候到了。1978年,负责肃清国内敌特的东德反谍报机构--发现了他寄到西德某处的一封密码信。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西德外国情报局的秘密地点。反谍报机构的首脑无法破译这封信的密码,也查不出发信人是谁。他下令今后对发自同一邮政编区的所有信件一律进行检查。果然,几个月后,又截获了一封发往同一地点的电报。这一次我们的反谍报机构成功地破译了密码。电报说:一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rdo;笔迹辨认专家判定电报出自一个女人之手。事后得知,这次是黑尔佳替施蒂勒转告负责他的酉德谍报官员,他无法递交一批微型胶卷。
如果施蒂勒不跑的话,本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对他产生怀疑。只有一次,反谍报机构的人碰巧看到他和一个陌生人会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与他自已汇报的和已知关系接头的时间地点对不上号。有关部门对此并没有做出什么结论。1976年,由于西德对我们潜伏的间谍突然收网,我下令除最必要的活动外,所有在西德的活动一律暂停。我们开始限制施蒂勒去西柏林,但仍允许他去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与他负责的一位西德耳目会面。他借此机会偷偷通知西德外国情报局,我们利用计算机分析法加上暗中监视已逮捕了他们打入东德军队里的几个间谍。
1978年底,施蒂勒已是惊弓之鸟,担心自己随时会暴露。后来我才发现,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可惜为时已晚。他与西德外国情报局摊了牌。西德方面最后同意他叛逃,并保证安排好他在西德的生活。不知是成心还是疏忽(西德情报局的马大哈作风无论在我们圈子内还是在中央情报局都是出了名的),西德给他的伪造证件粗劣得根本没法用。施蒂勒决定持科技部的边境特别通行证自己逃出东德。
每个处的这张特别通行证由该处处长亲自保管,任何需要去弗里德里希大街边防站办事的人每次使用时都要签字。弗里德里希大街边防站是东西德之间在柏林的主要过境点,也是谍报活动最猖獗的地方。迷宫般的一条条走廊两侧是一排排的锁柜(投递情报的绝好地方)。严格地说,该边防站位于东德、实际上它却划分为东德和西德管的两部分,中间由巡逻的边防军隔开。任何在该站西德一侧坐上火车的东德人仍然可以被东德当局逮捕归案。
科技部的人曾抱怨说,每回领特别通行证去弗里德里希边防站办事时都要签字的规定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侮辱。我心想,你们愿意这么想我也没法子。可事儿还得这么办。科技部主任为了省事,把这张神奇的通行证交给自己的秘书保管,由她登记用卡或还卡人的姓名。每天都要检查当天用卡的情况。不过如果是一位她熟识和信任的官员找她要卡,她会爽快地把卡给他,好像它只是一把卫生间的钥匙。
反正施蒂勒凭着自己的狡黠和训练有素的逃生本能逃出了东德。他没用西德为他准备的质量低劣的伪造证件,而是打开了科技部的保险柜,窃走特别通行证和该部一批最有价值的文件,作为献给西德的礼物。他还假造了一张科技部的公函,指示他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那一侧,把一个小匣子存放在其中的一个出租锁柜里。对于那天晚上该边防站检查来往东德人的值班官员来说,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施蒂勒过去因执行类似公务曾数十次往返此站。
我查阅了这一事件的调查报告。灾难降临的那天晚上,施蒂勒与这位官员就恶劣的天气开了几句玩笑。为了转移该官员的注意力,施蒂勒开玩笑说:&ldo;没准儿我会申请调到你们这儿来。你们整天躲在暖和的小窝里,这活儿倒真不错。&rdo;边防官员翻了翻施蒂勒递上的材料:一张盖有&ldo;绝密&rdo;戳子的公函,单位出入证,特别通行证和护照。看到施蒂勒把所有材料一应俱全地准备好,他不再细看。这个叛徒于是穿过两道金属门走到西德那一边。两道门关门时间相隔8秒。倘若这位边防官员突然改变主意,觉得还是应该核对一下所有文件上的戳子是否吻合,仍有足够的时间按下一个锁门钮。可他脑子里根本没动这根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