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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章（第1页）

1990年下半年，我从克格勃内部得到消息，存有东德外国情报局高度机密资料的光盘落到了中央情报局手里。中央情报局组织大批人马正在突击解译这批材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批档案被转录到了光盘上。此后不久，鲁普和维南德等人相继落网。能够泄露这些人身份的原始材料只能来自我们情报局的卡片总索引，其中包含了有关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的种种细节。

这批材料是从何处搞到的？是不是被转录到了光盘上？80年代初，战争气氛十分浓厚。东德制定了细致的疏散转移计划，甚至还在格森地区修建了一个特殊地下掩体，供我在这里继续指挥手下的间谍，好像爆发核大战后我仍可以通过无线电或其他手段找到他们似的。我觉得这种做法颇为荒唐。这个地下掩体我只去过一次。真的打起核大战来，反正也来不及躲进来。我相信，就在紧张备战的热潮中，所有间谍的登记卡被汇总到一起并存人电脑光盘。是谁下令这样干的，我无从得知。此后，高级官员若想复制含有间谍名单的光盘就容易多了。

我由此推断，一定是情报局内部有人为了得到一大笔钱并免于受到德国当局的起诉出卖了这批资料。不要忘了，东德情报局美国处处长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用100万美元换取这批资料的建议。我之所以觉得这批资料直接落入中央情报局之手，而没有给俄国人的一个原因是，报纸上刊登出了东德谍报机构把这些档案通过克格勃柏林站交给了俄国人的消息。出于各种原因，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禁怀疑这则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烟雾弹，试图掩饰中央情报局与一名东德谍报官员之间达成的幕后交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一个谍报机构收获最丰的一次。西德人已不再隐瞒，用于起诉10余名东德间谍的证据中，不少是美国人主动提供给他们的。在调查我和其他人时，检察官显然有一个间谍化名名单，并千方百计想知道这些人的真名。例如，情报局的一位前分析员布施1990年受到盘问时告诉检察官，北约总部里有我们的一个人，并说出了他的化名。然而直到1993年夏末鲁普的真名才暴露。此前，德国各家报纸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允许德国谍报机构查看它单独保存的一批档案里的名字。

西德人是在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里看到这批名字的。早在两三年前美国人就搞到了这个名单。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等了这样久才告诉西德人？显然，美国人这一次如此兴师动众决不是为了侦破东德特务。破获的东德间谍不过是顺手牵羊的结果。他们猎取的目标就在美国国内，即找出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年复一年泄露美国机密的鼹鼠。他们知道此人就隐伏在自己身边，而且危害极大，可就是查不出他是谁。1990年春天哈撒韦找到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1991年，我们隐藏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内的优秀间谍、身居要职的加比被送上法庭。显然，她被出卖的时间要早得多，当时西德的出价也比后来低得多。她的男友卡尔利施克为求自保将她抛弃，不肯提供对她有利的证词，并公开说，与她继续保持关系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卡尔利施克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由于他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法院判处缓期执行（所有国间谍罪被判刑的东德人都获缓期执行，只有我一个人例外！）。加比因为是西德人，被当做出卖祖国的叛徒判了6年半徒刑。卡尔利施克获释后，跑到法院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大吃大喝了一顿，庆祝自己重获自由。与此同时，与他好了20余年的女友被带到慕尼黑附近的一家女子监狱服刑。显然，卡尔利施克既不忠于女友，也不忠于我们。对他来说，当初干这一行不过是为了谋生。

这一时期背叛事件层出不穷。加比的被捕和判刑是我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加比从监狱里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被东德谍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出卖而怒不可遏。我对此深感内疚。过去我曾多次向她保障，她的事永远不会泄露出去，而且我们会一直保护她。没想到一个犹大出卖了她。看到她身陷囹圄，又无能为力，我心如刀绞。一想到加比在国室里孤苦伶仃，思念自己的孩子，内心受到自责的煎熬，耳闻目睹西德新闻界肆意歪曲她的动机和行为，我痛苦至极。

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是帮助加比坚强地面对这一切。加比担心昔日我打的保票不过是逢场作戏，目的是说服她为我们工作。如今她真的出事了，我的许诺会变得一钱不值。我给她回了一封信，重申&ldo;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只把你当作齿轮上的一个齿，或是这场巨变中的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在这场大变动中，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深受其害。这一切在信上是很难讲清的。我自认为很了解你，但我俩的经历毕竟太不一样了，尤其是最近几年。不过共同的命运却把我俩连结在一起。我的安慰决不是敷衍你的陈词滥调，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rdo;

我与加比恢复了通信，彼此互相鼓励。她常常给我打电话并表示，通过与我的交往，她有了正视过去的勇气。加比还积极参加了一个争取尽早结束对其他东德间谍的起诉的团体。这些间谍的案子一直拖着，无法定案。如今我与加比通信用不着使用密码，也无需通过秘密渠道传递。我们这一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间谍结果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