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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不提及希腊人的经济关系，是有可能了解希腊人的；但在另一方面，罗马人就只能通过这种关系去理解。喀罗尼亚（插eronea）战役和莱比锡（leipzig）战役，皆是为了一种观念而进行的最后决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经济的动机已再也不能被忽视了。直到罗马人挟其讲求实际的热情来到之时，蓄奴才具有了巨大的集体特征，许多研究者都把这看作是古典经济、立法和生活方式的标记，实际上，它大大地削弱了那种拉帮结伙的劳动中一直存在的自由劳动的价值和内在意义。利用蒸汽机来发展大工业，从而改变了土地面貌的，不是拉丁人，而是西方的日耳曼人和美洲人。这些现象跟斯多葛主义及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直到罗马的恺撒主义‐‐由c弗拉米尼乌斯（cflai）所预示，由马略第一次形成，由一些坚强的、注重实际的要人所操持‐‐出现时，古典世界才懂得了金钱的重要。没有这一事实，恺撒也好，或者一般地说，&ldo;罗马&rdo;也好，就都是不可理解的。在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一种唐&iddot;吉诃德的因素；在每个罗马人身上，都有一种桑丘&iddot;潘萨的因素，这些因素皆是主导的因素。

十三

就其本身来看，罗马的世界统治乃是一种负面的现象，它不是某一方精力过剩的结果‐‐自扎马（zaa）战役后，罗马人就不曾有过精力过剩了‐‐而是对方缺乏抵抗力的结果。罗马人并没有征服世界，这是肯定的；他们只是掳掠了任何人都可以掠取的战利品。罗马至上权（iperiuroanu）的出现，不是如布匿战争所体现的军事与财政极度努力的结果，而是由于古老的东方放弃了一切对外的自决权之故。我们不要被辉煌的军事胜利的表象欺骗了。率领不多几个训练不佳、指挥不善、士气不高的军团，卢古鲁斯（culs）和庞培（popey）竟然征服了整个疆域，这在伊普苏斯（ips）之战时是根本不可想象之事。密特拉达狄危机（ithradaticdanr）对于一支从未受过真正考验的军队来说是足够严重的，可对于汉尼拔（hannibal）的征服者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扎马战役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罗马人作过战，或有与它作战的能力。罗马人的经典的战争是对闪米特人、皮洛士（pyrrh）、迦太基人的战争。他们的辉煌时刻是坎尼（cannae）战役。保持英雄的姿态达数世纪之久，这是任何民族皆力所不及的。普鲁士-德意志民族有过三次伟大时刻（1813年，1870年和1914年），这已是别的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因此，我在此要断言说，应当把帝国主义看作正在消逝的文化的典型象征；它的化石，如埃及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印度帝国是可以千百年地继续存在下去的‐‐作为一些僵死的物体，一些无定形的和无精神的人群，一种伟大历史的残剩碎片而存在下去。帝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文明。西方的命运正在不可逆转地陷入这种现象的形式中。文化人的热情是指向于内的，文明人的精力是发挥于外的。所以，我把塞西尔&iddot;罗得斯看作是新时代的第一人。他代表着那种影响深远的、西方式的、条顿式的政治风格，尤其代表了德国未来的政治风格，他的名言&ldo;扩张即是一切&rdo;乃是每一完全成熟了的文明‐‐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的固有倾向的一次拿破仑式的重申。这不是选择的问题‐‐不是个人的有意识的意愿，甚至不是整个阶级或民族的意愿所能决定的。扩张的倾向是命中的劫数，是某种有魔力的和强大的东西，它紧抓着、强迫着、耗尽着世界都市阶段的晚期人类，不管你愿不愿意，觉不觉得，都是如此。生命就是影响可能性的过程，对于有头脑的人而言，只有外扩的可能性。今天，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正在极力反对扩张，终有一天，它也会以其全部的命运热情，变成一个头等的扩张主义者。在这里，政治的形式语言作为某一类型的人类的心智的直接表现，已触及到一个深奥的形而上问题‐‐触及到一个事实，一个依据因果原则的无条件的有效性而确证的事实，那就是：心灵即是它的外扩的补足物。

在公元前480至前230年间，中国的各诸侯国正在走向帝国主义，在这时，对帝国主义原则（连横）的反抗整个地是无效的，这一原则尤其为&ldo;罗马式&rdo;的国家&ldo;秦&rdo;所践行，其理论上的代表是哲学家张仪（ds插ngyi）；而反对它的一方主要来自王诩（wangh&uul;）的多国联盟的观念（合纵），王诩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怀疑论者，他对这种&ldo;晚&rdo;期的人和政治可能性不存在任何幻想。这两方都反对老子（lao-tse）的反政治的唯心主义，但在它们两者之间，顺应扩张性的文明的自然趋势的是连横而非合纵。

罗得斯可以说是西方式的恺撒的第一个先驱者，他的时代虽尚遥远，但定会到来。他正处在拿破仑与未来世纪的强人之间，一如弗拉米尼乌斯‐‐自公元前232年起，他就强使罗马人去征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高卢，从而开拓了殖民扩张的政策‐‐处在亚历山大与恺撒之间一样。严格地说，弗拉米尼乌斯是一个非官方的角色‐‐因为他的实际权力不是来自任何法定的职位‐‐他对国家发生支配性的影响是在国家观念正屈从于经济因素的压力的时候。就罗马而言，他是反对恺撒主义的原型；由于他，国家公仆的观念走向了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忽视传统、只计较实力的&ldo;权力意志&rdo;观念。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是浪漫主义者；他们虽则正处于文明的前夜，呼吸着它的凛冽而清新的空气，可是亚历山大自比是阿喀琉斯（achilles），而拿破仑则阅读《少年维特的烦恼》。恺撒相反，他是一个纯粹的注重现实的人，天生具有极强的理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