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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第1页）

在从文化到文明的转折点，亦即文化的更年期，或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人类永久地失去其精神的生育能力和以建造来取代生育的位置的转变时期，活生生的内心信仰的这种消亡‐‐逐渐地甚至只是言说着一个人的存在中最不重要的要素‐‐变成了历史的世界图象中的现象。没有生育能力‐‐在其全部直接的严肃性上理解这个词‐‐是大都市的谋士的标志，是已完成的命运的标记；历史象征主义最有影响的事实之一，便是那一转变不仅体现在伟大艺术的消亡中，而且十分核心地体现在无有子嗣和&ldo;种族自杀&rdo;的文明化的和无根的层面，这一现象并非我们自己所特有，而是在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那里就已经被发觉且为人们所悲悼‐‐当然已经回天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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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心灵意象与生命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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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至于这些新的和纯粹智性的创造物的活生生的代表，每一没落时代都把这种希望寄托于&ldo;新秩序&rdo;的人们的身上，我们对此毫不怀疑。他们是流动的世界都市的芸芸众生（populace），是无根的城市群众［正如雅典人所称呼的，&oicron;ιπ&oicron;&labda;&labda;&oicron;ι（庸众）］，他们取代了民族，取代了源自泥土和农民性的文化初民（culture-folk）‐‐甚至当他们生活在城镇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们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的市场上的游手好闲者，是我们自己的对应时代的报纸读者；是那时和现在分别创造了一种才智平庸的祀拜和一种依赖于广告的教会的&ldo;受教育者&rdo;；是出没于剧场、娱乐场所、运动场和&ldo;畅销书&rdo;市场的人。斯多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的对象就是这种出现于文化晚期的群众，而不是&ldo;人类&rdo;，在埃及的新帝国、佛教的印度和儒家的中国，都有与此等同的现象。

相应地，还有一种富有特色的公共影响的形式，即讽刺（diatribe）。这种形式最早是希腊化时期的一种现象，其在所有文明中都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它彻头彻尾地是辩证的、实践的和平民的，它以无约束的小巧灵活的煽动取代了伟大文化的人古老的、有意义的且影响深远的创造，以目标取代了观念，以谋划取代了象征。所有文明所共有的扩张要素，外部空间对内部精神空间的帝国主义式的取代，也是这种东西的体现。还有量取代质，传播取代深化。我们不要把这种仓促的、肤浅的活动跟浮士德式的权力意志混为一谈。它整个地意味着创造性的内在生命已走向终结，理智的生存只能通过在城市空间中的外在影响来物质地维系。讽刺必然属于&ldo;非宗教的宗教&rdo;，是&ldo;心灵治疗&rdo;所要采取的富有特色的形式。它看起来就像是印度的讲道、古典的修辞和西方的新闻。它不是诉诸于最好，而是诉诸于最多，它对手段的评价根据的是由其所取得的成功的量。它以靠演讲和写作为生的才智的淫技（tellectualale-prostitution）取代了古代的思想性，这种淫技充斥和支配着世界都市的大厅和市场。如同希腊化哲学整个地是修辞性的一样，左拉（zola）的小说和易卜生的戏剧的社会伦理体系则是新闻性的。即便说基督教在其原始的扩张中是与这种精神的淫技纽结在一起的，那也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的关键点几乎总是被忽视。原始基督教是一种麻葛式的宗教，它的创始人的心灵完全没有能力从事这种缺乏机智或深度的野蛮活动。是保罗把这种希腊化的实践引入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与原始共同体确定的对立相反‐‐罗马至上权的喧闹的、城市的、煽动性的公共性。保罗的希腊化特性可能很微弱，但也足以使他成为古典文明的外在部分。耶稣是把渔夫和农民召集到自己周围，保罗则致力于大城市的集市场所和世界都市的宣传形式。&ldo;异教徒&rdo;这个词（异教的人或乡野村夫）今天还在告诉我们这种宣传最终影响的是什么人。在保罗与博尼法斯（boniface）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啊！那实际上就是直接的对立！后者是行走于树林与孤寂的山谷之间的热情洋溢的浮士德式的人；还有快乐的生殖力旺盛的西多会修士与斯拉沃尼亚东部的条顿骑士之间也是如此。在这里，再次闪现着文化青春的气息，文化在一处农民的风景中盛开着、渴望着，且直到19世纪，当那一风景和所有与之相关的东西都已衰老，从而步入一个奠基于世界都市、且由群众居住着的世界的时候，讽刺在里面出现了。真正的农民阶级很少进入社会主义的视野，如同它也很少进入佛陀和斯多亚派的视野一样。只有现在，在西方的世界都市中，保罗类型的等同物才出现了，且是以基督教的或反基督教的形象、社会的或神智论的&ldo;原因&rdo;、自由的思想或宗教幻想的创造等等形式出现的。

向一种仍然具有生命的东西‐‐亦即作为一个事实的生命，可生物学地依照因果关系而不是命运来加以认识的生命‐‐的这一决定性的转向，特别地体现在人们现在转向消化、营养和卫生的哲学的伦理情感中。人们怀着宗教的热忱来处理酗酒的问题和素食主义的问题‐‐这显然是&ldo;新秩序的人们&rdo;、井蛙之见的世代必须对付的最严重的问题。宗教，正如其在新文化的当口代表着新生的东西‐‐吠陀教、奥菲斯教、耶稣的基督教、古代日耳曼骑士的浮士德式的基督教‐‐的时候所显示的，甚至一看到这种问题就已经感觉到了该文化的堕落。现今，一种东西从它们那里出现了。若是没有一种身体的饮食去与其精神的饮食相匹敌，佛教便是不可想象的；在智者派当中，在安提西尼的圈子中，在斯多亚派和怀疑派那里，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亚里士多德也著书讨论酗酒的问题，还有一大批的哲学家也涉猎了素食主义的问题。在此，阿波罗式的方法与浮士德式的方法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犬儒派把自己的消化问题理论化了，而萧伯纳把它看作是&ldo;日常问题&rdo;。一个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关心，另一个则是对它津津乐道。甚至尼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也在他的《瞧，这个人》中滋滋有味地谈论着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