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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第1页）

总之，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下，陷于更深的苦难中。中小地主和富农，虽然在农民革命中站在反革命方面，但其中除了一小部分人上升为大地主外，多数人并没有能得到什么好处，其中有些人生活愈来愈困难，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地主统治阶级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恢复和发展他们视为国民经济的根本的农业。江苏溧阳的一个举人强汝询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说：&ot;夫四民生计皆仰给于农，国家正供亦专取于农，此真所谓财之源也。今江苏田荒未垦者尚数百万亩，合计经寇（指太平军等--引者）各省荒田不啻十倍于此，是国家岁失数百万金与数十万石米也。田之荒固由人少，然亦以农夫困甚，几不聊生，或去为商贩，或去为工匠，或去为仆隶，或穷为乞丐，或转于沟壑，甚或流为盗贼，故耕者日少。田之熟者且恐其荒，荒者又安望其熟？此事之甚可忧者也。&ot;1光绪十年（1884年）一个江宁人徐承祖说：&ot;查兵燹后（指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后--引者），各省荒田甚多，因升科（荒地开垦后开征粮赋）期速，折色（折钱交粮）累民，以致终岁勤劳不获温饱，而改业者有之，为匪者有之。是以承平二十余年，续垦者有限，甚有已熟复荒，职此之故。&ot;2他们都指出了农业生产力继续萎缩的事实，也说到了严重的封建剥削下广大农民日益贫穷的事实。

各地区灾荒频仍是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根据李鸿章从同治九年（1870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任直隶总督时的奏疏中关于灾荒的报告，这二十五年中，直隶省（即今河北省）发生灾荒的年头有十七年，其中十三年是水灾，三年是旱灾，还有一年是西南地区旱灾，东北地区水灾。这是京城所在的省份，清政府经常拨出巨款在这里治水，但是这些经费中的大部分照例为官僚所中饱。就全国范围说，这个时期最严重的灾荒发生于光绪二年到五年（1876-1879年）。二年，南方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五省遭到大水灾；同时，在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大旱灾，北方的旱灾继续延长了三、四年。在北方数省的这几年大旱灾中死亡的人数，据一种估计有九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据另一种估计，仅山西一省在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间就有五百万居民死亡。自然条件稍一不正常即造成灾荒，广大的小农民没有一点抵御灾荒的能力，这是除了依靠暴力进行剥削和压迫以外不能为农民做任何事情的腐朽封建统治阶级所造成的恶果。

（二）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的失败

在太平天国覆灭了以后，在继承太平天国的捻军也完全失败了以后，西南和西北几个省中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对于清朝统治者说来，成了主要的危险。

在中国境内，从来除汉族以外，还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封建统治阶级总是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欺凌和压迫，有些少数民族中的剥削阶级也往往利用民族间的隔阂和纠纷来达到自己的某种野心，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一般情况下是和睦相处的。清朝统治者统治全国，既依靠汉族中的地主阶级，也依靠蒙古族、回族、藏族及其他某些少数民族中的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和上层剥削阶级；清朝统治者又竭力制造和煽动国内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猜忌和仇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同样都处于严重的封建压迫之下。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时，就有不少僮族（壮族）的群众参加。在这以后几年间发生了前面（见第七章第五节）已经提到的贵州苗族的群众起义，云南彝族、回族的群众起义，它们显然是受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

以张秀眉为领袖的贵州苗民的起义，从咸丰五年（1855年）开始。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的天京被清军占领时，苗民起义的力量，加上同他们配合的汉族贫苦群众的&ot;教军&ot;、&ot;号军&ot;，已经发展到几乎遍及全省各州府，并且蔓延到邻省广西、湖南、云南。贵州的清朝官兵只能主要据守省城贵阳。同治五年（1866年），湖南巡抚李瀚章（李鸿章的哥哥）受命以所统率的军队进入贵州，但仍不能取胜。同治六年（1867年），另一支由席宝田统率的湘军也到了贵州。席宝田是湘军中著名的悍将，他的部队依靠洋枪洋炮对起义群众进行了残醋的屠杀。教军和号军相继覆灭，苗民形势孤立。张秀眉率领起义群众在优势的敌军的压力下还坚持作战了五年。百分之八十的苗寨被官兵破坏，大量的苗民壮丁被杀死。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这场历时十八年之久的苗民起义终于被镇压了下去。

爆发于咸丰六年（1856年）的云南哀牢山的贫苦彝民群众的起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还坚持了好几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李文学为首的起义军终于为清朝官军和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所战败，李文学、田四浪等领导人都先后牺牲。只剩下李学东率领残部五百余人逃进了深山，虽想伺机再起，但已不可能了，两年后，李学东病死在岩穴中。据说，这次起义失败后，彝族人民在李文学的出生地弥渡县瓦卢村附近的山上树碑立庙，来纪念这个英雄人物；在哀牢山地区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纪念李文学及其起义同伴的庙宇1。

在太平天国已经覆灭以后，杜文秀领导下的以大理为中心的回民起义军的声势仍旧很大。他们在同治六年到八年（1867年到1869年）东进围攻省城二年多。杜文秀发布檄文，认为清朝统治是云南的&ot;回汉彝三教&ot;（实际上是指回、汉和其他各族--引者）发生种种纠纷的根源。檄文宣告：&ot;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ot;1檄文用这样的语言表达了推翻清朝统治，实现民族团结的主张。当时云贵总督劳崇光认为全省其他地方的问题不过是某些汉人、回人间的&ot;互相仇杀，并非谋逆&ot;，但是&ot;杜文秀叛逆已成&ot;，&ot;逆匪杜文秀占据大理十有余年，沦陷府厅州县城池二十余处，亟应大举进剿&o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