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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第1页）

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丁日昌刚一到天津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他的方针。他说：&ldo;大约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rdo;。又说：&ldo;彼英、俄等国，此时但恐中国官吏，无弹压百姓之威权，致异日彼族蹈聚歼之覆辙，是以汲汲然聚而合谋于我&rdo;1。因此，他认为，封建统治者为求保存自己，就必须表现出他们还具有弹压百姓的充分权威。丁日昌的这种态度也就是曾国藩的态度。

曾国藩这个农民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个标榜&ldo;自强&rdo;的洋务派的头子，的确是外国侵略者认为满意的工具。

封建官僚中反对办洋务的极端守旧派，在天津教案发生后进行了一阵鼓噪。例如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天津的人民群众是因为保卫官员而杀掉洋人，&ldo;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rdo;；他还以为可以&ldo;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rdo;2。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曾国藩，便以丁日昌为攻击对象。例如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在奏折中说他在江南就被人称为&ldo;丁鬼奴&rdo;；其&ldo;抑民奉外，罗织株连，以求快洋人之意，自可想见&rdo;3。当时发表这种议论的主要人物是皇族中的醇郡王奕訢，他非常愤慨地表示反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办法。极端守旧派斥责洋务派在天津教案上丧权辱国，抑民奉外，一时形成了使洋务派官僚们抬不起头来的舆论。但是极端守旧派官僚以为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能够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站在自己这一边，一举而把洋人势力赶走，这种议论，洋务派官僚也有理由认为只是非常胡涂的空谈罢了。丁日昌说：&ldo;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倡百和，亦足荧听闻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rdo;1他所讥讽的&ldo;清议&rdo;就是指极端守旧派的议论。事实上，这些极端守旧派官员也只能揎拳持袖，空喊一阵，而让一切涉及洋人的事务由善于迎合洋人意志的洋务派官僚去处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按洋务派的方针镇压群众的反侵略运动，向外国侵略者表示自己还是值得他们来加以支持的政府，一方面又让极端守旧派发表些应当&ldo;爱护民力&rdo;的&ldo;清议&rdo;，以求在人民群众中造成这个皇朝是能够同人民群众一起去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幻想。封建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同时施用这两手，的确是既恶毒而又狡猾的。

（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天津教案重刑镇压的先例虽然使地主阶级在反教斗争中退缩，却不能阻止下层群众的斗争的继续。随着外国传教士到处横行霸道，在这以后十几年间，发生教案的地区比过去更广得多。

像在天津教案以前贵州的田兴恕那样公然煽动反对外国教会的地方官员，这时已经没有了。各地大小官员，对外国传教士和任何外国人保护唯恐不周，对他们的欲求不敢有一点违逆。各地的有声望的上层绅士一般地也都退出了反教的斗争，只敢在私下里吐露他们对&ldo;洋鬼子&rdo;、&ldo;洋教&rdo;、&ldo;吃洋教的人&rdo;的愤懑。下层群众激于义愤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总是遭到官方的镇压。在个别地方，仍然有些地主阶级分子利用这种群众斗争混水摸鱼，谋求自己的利益。例如光绪二年（1876年）四川邻水和江北厅的反洋教斗争是这几年中规模比较大的，当地的&ot;团首&ot;（即地主武装的头头）在斗争中向群众发号施令。但他们当然不会把斗争引导到同官方的镇压坚决对立的方向上去。

光绪初年发生在福建省北部山区的延平县（今南平县）的教案，可以说明在反侵略斗争的发展中，下层群众和地主绅士们的分裂。光绪元年、二年（1875、1876年）延平群众两次捣毁美国教堂。地方绅士支持这个行动，联甲总局绅董发出公启，指斥教会&ot;蛊惑人心，败坏风俗，大为地方之害&ot;。商人也参加斗争，各铺户遍插&ot;齐心联甲，驱逐番夷&ot;的旗帜1。可见在这里的反洋教斗争曾经包罗上下各阶级和阶层。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传教士以开设书店为名，重建&ot;福音堂&ot;，进行传教活动，引起群众的反对。美国传教士开枪打伤了一个中国人。愤怒的群众捣毁福音堂。在地方官的保护下，美国传教士才得逃脱。闽浙总督立刻应美国领事的要求派员前往&ot;查办&ot;、&ot;惩凶&ot;。曾经表示反对洋教的联甲总局的绅董们这时退缩不敢再有所动作。街头贴出了些新的告白，其中说：&ot;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弹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租买恃其钱财。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牙爪。无非欺我冲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同不共戴天者也。&ot;告白又针对官员们和绅士们说：&ot;若听鬼子一面之词，倒行逆施，则是鬼子私他贿他，特谋此差而来，纵然回去讨好，得了高官，何颜对人，与宋代秦桧无异也。木偶乡绅，平日常与地方官说话，不知大义，一味巴结。官说是则应是，非则应非，皆洋人驱使。&ot;1这个告白显然出于参加下层群众斗争的小知识分子的手笔。从告白中可以看到，下层群众已把反对洋教的意义提高到反对外国侵略的水平，并且看出官绅实际上站在外国侵略者一边。但是告白的作者仍以忠于朝廷的臣民自居，为受洋人欺负的&ot;冲主&ot;（年青的皇帝）鸣不平。其实官绅对洋人的态度就是朝廷的态度，群众对巴结洋人的官绅的故意不可能不进一步发展。所以光绪五年翰林院侍读王先谦表示担心：&ot;始则愚民不知（不知道朝廷对洋人的态度--引者），仅怨官府；今知之，而骎骎乎怨及朝廷矣。&o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