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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第1页）

但是，帝国主义强盗却未曾想到它们的&ldo;胜利&rdo;会走向它们愿望的反面：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设了条件。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倒闭，使农村日用必需品进一步依赖城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商品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倾家荡产，逼得他们或辗转死于沟壑，或背井离乡，纷纷流向城市，寻找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如上海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人口为二十九万三千人，二十四年激增到五十八万六千人，三年间增加了一倍。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充斥于城市之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农产品自给性质的衰退，商品性质的加强，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原料来源。这一切给广大劳动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则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初步发展起来了。

清朝统治者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官僚的官办工业的彻底破产。这时，代替李鸿章而成为洋务派前台领袖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本来是一个守旧的封建官僚，但又善于乘潮御浪，随机应变。中法战争后，他一变而为兴办官营企业的洋务派的要角。中日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又察看风色，感到需要变换腔调，因此他说了不少&ldo;保护华商，厚集商力&rdo;之类的话，把自己打扮成好象是个民族工业的保护神。实际上张之洞依然是继承着李鸿章的衣钵，想重整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工业的破烂摊子。但是以清政府的十分拮据的财政状况，是无力创办新企业的，连原有的官办企业也支撑不下去。有的官办企业只能改为商办，有的则乞求外国资本的输液，如张之洞自己创办的汉阳铁厂，从光绪二十四年起也不能不靠日本资本过日子。张之洞认为，至少铁路等要害部门不能让商民自办。他说：&ldo;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rdo;，&ldo;必须官商合办&rdo;1。张之洞这种&ldo;不甘让利于商&rdo;、&ldo;不肯让权于商&rdo;的叫喊，并不足以说明官方还有垄断新式企业的力量，恰恰是反映官方的指挥棒已经失灵了。

民族企业的投资者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谴责官府的垄断，要求自由发展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了。他们揭露&ldo;以官侵商&rdo;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黑幕说，&ldo;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朘商为事者也，故富人无肯出巨资以办商务者&rdo;1。他们主张：&ldo;民间之事，宜听民办，操刀代斲，必至伤手&rdo;2。&ldo;商人能集资自办者，多多益善，尤当力为保护，毋得以官权侵之&rdo;3。他们要求打破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枷锁。张之洞不是高喊招商集股合办铁路吗？结果是&ldo;察访商情，意谓官商颇难合办&rdo;4，&ldo;号召华股，迄鲜应者&rdo;5。张之洞不是宣称&ldo;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rdo;，只能官商合办吗？民族资本的代表人物驳斥说：不错，铁路固然是&ldo;天下之利薮&rdo;，但是，&ldo;以官侵商，固未有不败者也。若民间自为兴办，则闾市相习，无患欺诈，事权自操，无患侵没，大利所在，万众所趋，不召自来，不求自至，踊跃赴利，惟恐后时，患不举事，奚虑不集哉！&rdo;6

对于这种要求打破官府垄断，自由发展新式工业，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潮流，封建统治势力是无法抗拒到底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终于不得不表示&ldo;提挈工商&rdo;，在光绪二十四年由总理衙门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规》。这表明封建国家通过洋务派官僚垄断新式企业的局面从此结束了。

由于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取得了在中国设立工厂的权利，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间，他们还没有较多地利用这种权利。这时他们的资本输出主要采取更方便有利，更多带有政治性质的贷款和修铁路两种形式，这种情形也使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个发展起来的机会。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民族资本的发展在数量上虽然还是很微弱的，但毕竟它是中国社会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旧的生产方式，即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对劳动农民实行封建剥削的那种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同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相比较，民族资本还只是地壳变动时涌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但它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要比它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大得多。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即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工矿企业，其创办时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共有一百零四个。在这里也包括个别的所谓&ot;官办招商集股&ot;和&ot;官督商办&ot;的，那是直接受官府控制的私人资本企业。这一百零四个企业的资本总额为二千三百多万元。如果不把采矿企业计算在内，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七十九个，其资本总额为一千七百多万元。这个数目是很小的。当时清廷每年偿还外债本息，如前所说有二千万两到二千五百万两，即二千七百多万元到三千四百多万元。这六年间的私人投资工矿企业的总额还抵不上一年偿还外债的数目。但是同中日甲午战争前相比，战后的发展是很明显的。战前的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办的工厂（不包括采矿企业）不到八十家，其资本总额约为七百三十万元。这就是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六年间创办的私人资本工厂，以厂数计，和战前二十多年间差不多，以投资总额计，则为二点三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私人资本的企业的确得到了初步发展，出现了一个兴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