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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第1页）

波伏瓦：在1960年你也写了许多文章。

萨特：我当然写了!我写文章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仍在进行的拷打。

波伏瓦：你在哪儿发表它们?

萨特：在《现代》，在《信使报》上，也在让森的小报《为了真理》，这多少带有地下报纸的性质。

波伏瓦：你还干了别的事情吗?

萨特：在巴西，阿尔及利亚的代表要见我。我同他见了面，谈到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宣传;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此外我在圣保罗就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了一个演讲，我还记得这次演讲。听众热情如潮，他们大批地涌来，主要是学生。他们猛然打开门，大厅上下到处挤满了人。我说明了我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观点。这也是民族解放阵线的观点，有个法国人试图驳斥我，他这样做是需要点胆量的，因为听众总的说来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这一边。他受到嘲骂，讲话没人听。我回答了他，他溜走了，这个集会变成一次声援阿尔及利亚人的示威活动。通过这一切我感到是完全自由的;我本可以拒绝作这个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演讲，或者用一个文学主题来代替，但我希望去讲述使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确切事实，我作这个演讲时，我是自由的，同时它的主题又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在这个水平上，我发现我的自由‐‐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和反对任何可能妨碍自由的东西‐‐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他人的活动‐‐之间的联系又一次清楚地表现出来。因此，问题在于要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作为最高的绝对的目的，而把战争看做阻止人们解放自身的企图。

波伏瓦：你列举了一些事实，有一个事实你忘了，它可以证明你刚才说的一些情况，这是&ldo;121声明&rdo;。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担心由于签名于这个声明我们回到法国时可能被关进监狱。让森受审也主要是由于它。

萨特：对，当时，那些赞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们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

有人高喊&ldo;杀死萨特&rdo;!法国政府希望因为我像其他一百二十个签名者一样签名于这个声明而对我起诉。但这个罪证是太小了，而我处在这种情况中又是太自由了。我从不属于任何亲阿尔及利亚的组织，但我赞同它们的态度，被它们全体所欢迎。我想说明的是，那些并不很重要的小小行动和我在巴西干的使阿尔及利亚事业为人们所接受的整个事情都是因我的自由而产生。我想说明，我不由任何人决定，我根据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行动，我完全是自己介入。在这以后我们去古巴然后取道西班牙回家。我们入境时同海关人员争吵了一番。最后他们总算让我们通过了，但肯定已向巴黎方面报告了我们的归来。我们的一些朋友劝我们坐飞机回巴黎，这样如果我们被逮捕就可以很快地公之于众，但我们觉得张扬此行没有必要，更谨慎适当的做法是悄然无声地返回巴黎。朋友们在巴塞罗那迎接我们‐‐普隆，郎之曼和博斯特。他们同我们一起返回巴黎，警察拿去了我们的证件，并让我们在一星期内到指定的地方法官那儿去。在我们预定去的前一天，我们从报上得知这个可怜的官员病了。过了一星期他仍在害病，这事就以这个可笑的情况作为结束。以后我们再没有听到我们作为&ldo;121声明&rdo;的签名者被控的事情。在数以百计的事件中我仅仅谈到了一个小事件。我想指出的是，在一定的时刻，自由使我发现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真正关系‐‐压迫。我必然要以自由的名义来反对这种压迫，自由对我说来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础;作为一个人，我在每一时刻都被要求去采取行动来维护自由。我所采取的手段有赖于必然性，似与维护自由无关，但当我使用它们时，它们完完全全被自由所击中‐‐它们成了维护这世界中的自由的必然性。

波伏瓦：你试图同东方国家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建立联系，这也是热爱自由的表现吧?我的意思是，你在1962年到1966年去苏联旅行，是不是想要帮助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实现自由化?

萨特：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很可鄙的词。

波伏瓦：但他们是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萨特：是的。我想去看看，通过谈话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使他们的世界观、对彼此的力量的看法，对应该做什么的看法有某种小小的改变。但首先，我去苏联是见像我一样思考的人‐‐已经自己在做这项工作的知识分子。我去见他们之中的两三个人。

波伏瓦：苏联当局对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进行审判时，你终止了六年去苏联访问。你认为那称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复存在。但有一个重要事件使你得到补偿，这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萨特：对，以前已经有过对匈牙利的入侵。

波伏瓦：这使你同共产党人决裂。在1962年你毕竟多少同苏联恢复了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但这次决裂是最后决裂。你怎样解释你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期间的态度?

萨特：我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特别令人反感，因为它清楚表明苏联对被称作苏维埃缓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这是一个阻止改变国家政权的问题，如果有必要就通过军事力量。在一个有些奇特而很快就结束的时期，我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朋友的邀请。苏联军队一开到那儿，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组织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抵抗运动，特别是在布拉格，他们同时上演了我的两个戏剧，《苍蝇》和《肮脏的手》，带着明显的反对苏联的目的。我两次都到场了。我对观众谈到苏联的入侵，没有隐瞒我的感受;我也在电视中说了话，话语要较为温和些。总之，他们要用我来帮助他们同敌人作斗争，敌人是在场的但又看不出来。我在那儿呆了几天，同各种捷克和斯洛伐克知识分子见面、谈话。他们都非常厌恶这个入侵，决定进行抵抗。我离开时心情很沉重，但我确信这事情不会那么容易完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苏联压迫者的斗争无疑会继续进行下去。不久以后我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这是为利姆的一本书写的序言。

波伏瓦：是的，他在这书中汇集了一些声明??

萨特：许多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的声明，他们都反对这个干涉。

波伏瓦：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你有什么政治行动?你同1968年5

月事件有什么关系?

萨特：有关系，但那是在事件发生以后。在《现代》中我们注意到了大学问题。特别是我们谈到讲课。教授的讲课，克拉韦茨写了一些文章;后来，像每个法国人一样，我们出乎意料地被1968年5月事件所抓住，当时青年们并不十分看重我。

波伏瓦：你在卢森堡广播电台作了一个支持学生的声明，这个声明甚至以传单形式在拉丁区散发。

萨特：是的。1968年5月的一天我在巴黎大学会堂讲了话;我是被邀请去的，我在一个挤得满满的大厅讲话。当时巴黎大学是在一种奇特的状态中，学生占领了大学。这是一种奇景，后来我又在国立大学讲话。这样，我同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