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09年小,但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威力也比以前提高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畏缩情绪还占主要地位),但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移到塞纳河,骄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怕的拿破仑被捆缚着倒在地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战争首先在作战的一方,尔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手段增多,可能取得的成果的范围扩大,由于人们的激情极为强烈,作战的威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垮敌人就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只有当敌人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可以停止行动,可以根据目的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项重大的国家事务。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
那么,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将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不过,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上述那些限制,这些限制一旦被打破,就不容易再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得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此为止。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其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因此,尽管到处和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判断各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是去洞察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和评价。
但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必然还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带有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理论首先应该研究的。
最近,战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形态,战争含有普遍适用的和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然而,正象战争一旦突破了限制就不可能重新被紧紧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此,如果理论只研究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于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责难。这不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该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战争的学说。
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别和整理各种事物的时候,永远要考虑产生战争的情况的多样性,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应该考虑时代和当时情况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同时又具有时代和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第四章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
‐‐打垮敌人‐‐
战争目标,就其概念来说,永远应该是打垮敌人,这是我们的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念。
那么什么叫打垮敌人呢?为了打垮敌人,并不总是需要占领敌国全部国土的。假如联军在1792年攻占了巴黎,那么,对革命党的战争非常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还不能看作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与此相反,在1814年如果拿破仑还统率着大量的军队,联军即使攻克了巴黎,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当时已经绝大部分被消灭了,所以,在1814年和1815年占领了巴黎就决定了一切。假如1812年拿破仑能够在占领莫斯科以前或以后,象他在1805年粉碎奥地利军队和1806年粉碎普鲁土军队那样,完全粉碎卡卢加公路上的十二万俄军,那么,尽管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占领,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很可能会导致媾和。1805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里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以前,虽然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和奥地利三分之二的领土,但这并没有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可是,另一方面,在这次会战以后,尽管整个匈牙利的领土仍保持完整,也没有能够阻止和约的缔结。使俄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必要的最后一击;亚历山大皇帝手边没有另外的军队,因此,和约的缔结是拿破仑这次会战胜利的必然结果。假如俄军已经在多瑙河畔同奥军会合,并和奥军一同遭到失败,那么,拿破仑也许根本不需要占领维也纳,在林次就可以签订和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