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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章（第1页）

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至于军事知识，那是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和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尽管这三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如果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但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必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而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完全行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端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够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1794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执行恐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结束本章。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欧洲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由于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于是，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似乎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但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使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有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和可以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起的暂时影响中得到解释。

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种不幸究竟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很明显，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弓i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

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根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

政治家当时所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因此它不能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第七章有限目标的进攻战

即使在不能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一个直接的积极目标，当然这个积极目标只可能是占领敌人的一部分国土。

占领敌人一部分国土的利益如下：可以削弱敌人的国家力量，从而也削弱它的军队，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我们的国家力量和军队；可以把我们进行战争的负担部分地转嫁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可以把占领的地区看作是一种纯利，我们或者可以占有这些地区，或者可以用它换到别的利益。

占领敌人国土的主张是十分合理的，如果不是进攻以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常常会使进攻者不安的话，这种主张本身就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