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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第1页）

提出这种议论的人，有的是地主阶级出身的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经过科举考试，有了功名，做过小官，但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ldo;西学&rdo;的影响，或者还参与过工商业活动；有的是在上海、香港学过外国语，和外国人有较多接触，甚至充当过买办商人，并因此而为洋务派官僚所任用。他们认为，像洋务派那样学习西方是不够的，由封建官僚来办洋务也是不行的。他们开始用&ldo;变法&rdo;来做自己的旗帜，把自己同洋务派区别开来。他们的主张，最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容许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郑观应在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易言》一书，主张开矿、办工厂等，但究竟是官办还是民办，还不明确；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又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主张既要讲求武备，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ot;兵战&ot;，更要振兴民族工商业，同外国进行&ot;商战&ot;。他还说：&ot;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令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ot;1。陈虬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所著《经世博议》说：&ot;保险、信局、铁路、矿务、织布等局，官方所未及办者，可准华商包办，许其专利若干年。&ot;2他们中有人明确地反对官督商办。汤震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所著《危言》说：&ot;西人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今乃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ot;3。

第二，他们主张效法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设立&ldo;议会&rdo;。他们所设想的&ldo;议会&rdo;，可以拿光绪十九年（1893年）陈炽所著《庸书》中的说法来代表。他说：&ot;各府州县则仿外洋议院之制，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二人，一正一副，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每任二年，期满再举，邑中有大政疑狱则聚众咨之。&ot;4他主张，从地方到中央逐级都实行这种&ot;议院&ot;制度，不必担心这样的制度会有害于&ot;国家&ot;。他说：&ot;今通邑大都，多有绅商董事，有事秉公理处；争讼日稀，惟力薄权轻，无由上达耳。未闻绅董之害政，而疑于议院之抗官乎？&ot;1这虽然可以说是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但并不真是要以资产阶级制度来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而不过是在原有的封建统治制度下，为&ot;绅商董事&ot;，即企图使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官僚，争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较多的权力。

这种变法主张虽然比较明确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洋务派，但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从封建阶级中分化来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所以只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到了洋务派因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声名狼藉之后，这种变法的主张日益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思潮。

（七）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毛泽东说：&ldo;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rdo;2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才开始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逐渐分离而形成。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则在此以前已经诞生了。毛泽东说：&ldo;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rdo;1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已开始有一些穷苦劳动人民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是外国轮船上的船员和香港及沿海通商口岸的船坞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很少数的工厂的工人。到了六十年代后，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渐渐多起来，再加上封建官僚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初期的民族资本的工业也开始发生，无产阶级的数量随之而逐渐增多起来。在这里所说的三十年的末尾，即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据估计，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总数，已有近十万人。这时，在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中的工人共约三万四千人，在官办企业中的工人也和这数目差不多（其中，军事工业的工人约一万人，矿山和冶炼工业、纺织工业的工人约二万四千人），在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包括工厂和矿山）中的工人则约二万七千人。这三项合计，共约九万五千人左右2。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当时，属于无产阶级的还有海员、船员，码头运输工人，城市建筑工人，还有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还有农村中的雇农以及其他的城乡无产者。他们的总数当然要比上述产业工人的数目大得多。但是产业工人（一部分船员也应该属于其中）是整个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核心。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新的最革命的阶级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