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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第1页）

光绪皇帝并不是完全不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例如广开言路是维新派所竭力主张的，这个建议光绪皇帝采纳了。禁止缠足是维新派大力提倡的，光绪皇帝也发了上谕支持。但这些只是次要的问题。在重大问题上，维新派的建议是没有被采纳的。

有一些上谕的内容，虽然在康有为的奏折中提到过，但并不是维新派独特的主张。例如裁军、练兵、推行保甲制度、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都是洋务派一贯主张的，在张之洞、王文韶、荣禄、胡燏芬的奏折中也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为提出的。就这些建议的内容来看，康有为同洋务派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作为百日维新的开端的&ldo;下诏定国是&rdo;这件事还值得说一下。据各种记载，这件事的直接发动者是翁同龢，他起草了两篇《请定国是》的奏折，先后交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用他们的名义送给皇帝。光绪皇帝在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才下了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所以明定国是诏书的发出，虽然从总的形势上说，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思潮所促成的，但是直接推动者却是翁同龢和徐致靖这样的老官僚。至于杨深秀前面已说过，虽在政变后被杀，却并不是个维新派。得到慈禧太后同意的&ldo;国是&rdo;，其实并不真是维新派所说的&ldo;国是&rdo;。

康有为在定国是的奏折中，先是大讲变法的必要性，然后指出：&ldo;非大举誓礼，明定国是，昭示圣意，俾万众回首，改视易听，不足以一人心而定步趋也&rdo;。至于定什么国是，他只扼要讲了两句话：&ldo;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rdo;1。话虽少，是讲出了要害问题的。但是光绪皇帝的定国是诏书却是说：&ldo;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rdo;2。康有为说的&ldo;国是&rdo;，是效法西方，实行宪政；光绪皇帝诏书中所说的&ldo;国是&rdo;，仍然是&ldo;中学为体，西学为用&rdo;，虽也说要&ldo;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rdo;，但其目的只是&ldo;以救空疏迂谬之弊&rdo;。

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发上谕虽然有一百多条，但其重点和脉络很清楚，反复强调的主要是练兵和筹饷。筹饷是为了练兵，所以其实是一件事。定国是的诏书中就指出：&ldo;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rdo;以后诏书又说：&ldo;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著&rdo;。&ldo;裁空粮，节饷需，为方今救弊之要图。……无论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俾成劲旅。并着遵照前降谕旨，力行保甲，诘奸禁暴，相辅而行；再能整顿厘金，严杜中饱，富国强兵之计，无有亟于此者&rdo;1。这都是明确地把练兵作为&ldo;第一大政&rdo;，重点是很清楚的。这是洋务派的老方针。在光绪皇帝亲政后，洋务派胡燏芬在二十一年（1895年）就曾上奏认为&ot;目前之急，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ot;2，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嘉奖。这是早已行过的，而且早已遭到失败的一条方针。

这条方针，同维新派所提出的&ldo;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rdo;的主张是有原则区别的。都说兴办工商业，维新派的着眼点在发展资本主义，洋务派的着眼点在筹集军饷；都说兴办学校，维新派的着眼点在开民智，洋务派的着眼点在训练洋务人才；都说选拔人才，维新派的着眼点在&ldo;从事科学，讲求政艺&rdo;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洋务派的着眼点在&ldo;杜绝滥保&rdo;，选用&ldo;体用兼备&rdo;的&ldo;通儒&rdo;；都说向西方学习，维新派的着眼点在效法西方国体，洋务派的着眼点在练洋操洋炮，等等。在这些方面，光绪皇帝都站在洋务派一边，而同维新派是同床异梦的。

光绪皇帝究竟实行什么路线，从他对张之洞的《劝学篇》所采取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张之洞这篇东西是专门攻击维新派的，列举维新派的观点，逐条批驳，破口大骂。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两次发出上谕推广《劝学篇》，大肆表扬张之洞，称之为&ldo;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rdo;3。

光绪皇帝既然并不能采纳维新派的主要政见，为什么又重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呢？

光绪皇帝当时不可能区别维新派和洋务派，他是把维新派当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的。维新派在强学会和保国会中的活动，使他看到这批人有动员社会力量的本领，他企图通过维新派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同慈禧太后对抗。

洋务派和维新派相互间也常常是划不清界限的。翁同龢和徐致靖政治上都不是真正的维新派。翁同龢看中了康有为的才能，认为他有&ldo;经世之才，救国之方&rdo;1，徐致靖在《保荐人才折》中，推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是&ldo;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rdo;，认为康有为&ldo;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rdo;2。他们引荐维新派，使维新派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康有为也曾引张之洞为知己、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中很推崇张之洞。梁启超也曾经向张之洞执弟子礼。光绪二十三年时，两派的政见分歧虽然已经明朗化，但维新派的有一部分变法主张，是同洋务派一致的。当时洋务派的内部，也有政见的分歧，联俄派和联英派就吵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虽然知道张之洞和康有为有分歧，仍然可以把康有为看成是洋务派的同党。他同意维新派和洋务派相一致的意见，而否定维新派所提出的同洋务派有抵触的主张。维新派则从来一厢情愿地把光绪皇帝看作自己的&ldo;圣君&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