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十七岁的孙中山从雅丽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然后在广州行医。二十年夏,他和他的一个在少年时就意气相投的同乡陆皓东一起到北方游历。他们由广州过上海而到天津。在上海,孙中山会见了郑观应和王韬,这都是当时著书立说,鼓吹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改良的著名人物。王韬给孙中山介绍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孙中山到天津后,经过这个幕僚送给李鸿章一封他在出行前已经准备好的长信。
国民党的历来的一些历史撰述者力图论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从幼年时就已经确立,以后一直不变地保持下来,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孙中山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可以证明,直到这时,他的基本思想并不是革命。他在这封上书中的基本主张是&ot;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ot;1这样的主张比封建官僚的洋务论虽然进了一步,但并没有超过同时期的康有为的上皇帝书的水平。
国民党右派吴稚晖为孙中山写的别传中说:&ldo;中日交战前,先生(指孙中山)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老辞&rdo;。这是荒诞的神话。李鸿章既没有接见孙中山,孙中山的上书也显然决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如同从来的读书人一样‐‐求知于当道。他的信中说:&ldo;推中堂(指李鸿章‐‐引者)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rdo;2。信中又说明他个人的计划是想致力于农业,拟先赴法国及其他各国考察,然后回国,&ldo;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rdo;。&ldo;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rdo;1。
孙中山是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基本上还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范围,在这以后,才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时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他的书信没有从李鸿章那里得到什么反映。他和陆皓东游历了北京后经武汉回到南方。甲午战争爆发时,孙中山重到檀香山,在那里成立了名为&ldo;兴中会&rdo;的组织,这是在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
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孙眉(孙中山的哥哥;这时已成为相当大的资本家)、邓荫南(一个在檀香山发迹的农业资本家,参加三合会)、何宽(当地一家银行的经理)等人。檀香山兴中会以救国为宗旨,章程中对中国处境表示深切的忧虑,不指名地斥责清朝统治者的误国。其中说:&ldo;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rdo;又说明立会的宗旨:&ldo;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rdo;2但是这个在侨民中的小组织对于如何才能救国,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在这个小组织成立后,孙中山随即回到香港,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
参加香港兴中会的除了孙中山和他在香港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等人外,还有属于辅仁文社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员。辅仁文社成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其中主要人物有杨衢云(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谢缵泰(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著名侨商的儿子)、刘燕宾(炳记船务公司的经理)等人。杨衢云被选为香港兴中会的会长。
香港的兴中会一成立,立即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孙中山到广州以行医为名进行军事准备,他还设立了农学会的组织作为掩护。杨衢云在香港负责接应。香港的兴中会的章程中也没有明确地宣布革命,但入会的人须一律宣誓,誓词是:&ldo;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rdo;1。这是把三合会的反清复明的老口号,改造成了资产阶级语言。孙中山的有些朋友本来就和洪门有联系,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人的这种联系更多。杨衢云等人又同香港的英国势力有较深的关系。在兴中会的活动中有在香港政府中供职的何启和两个英国记者插手,他们参与了讨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会议,并且表示可以运动英国政府承认起义后成立的新政府2。这时是在中国遭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订立了马关条约之后。英国人之所以对于兴中会的广州起义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出现中国全面崩溃,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着棋子。日本在港领事在知道了这事的时候,也曾派人向兴中会表示,如果发动起义,日本政府可以暗中帮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