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浏阳有一个会党头子姜守旦没有参加洪江会,自号洪福会。他率领所部响应龚春台的起义,但他另以&ldo;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rdo;的名义发布檄文。檄文中表示,目的只在于推翻清朝满族统治,&ldo;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rdo;,也是大家所拥护的2,这就完全是旧式会党的口吻了。
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中,一时纷纷攘攘起来参加起义的群众,约有三万多人。他们从地方团防局抢得了二三千条枪,此外只有大刀长矛。虽然他们只占领了几个县的农村地区和若干集镇,但是所造成的声势使得这两个省的省会感到震动。洪江会的军事行动的计划是怎样的,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考。据清朝官方文书说,他们预定在十二月起事后&ldo;军分三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援应长江&rdo;3。这可能就是他们预定的计划。但是行动的时间在仓促中提前了,领导力量又很薄弱,这样的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对于姜守旦那种另立旗号的部队,洪江会固然指挥不了,就是在洪江会旗帜下的力量,也因为是以组织散漫的哥老会为基础,并不能在统一指挥下拧成一股绳子,而是在各地分股活动。这种情形是这次起义没有能得到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事先,清朝官方非常担心安源煤矿发生动乱,所以这里防范甚严。起义发生后不多天,官方就诱捕了洪江会在安源的领袖人物肖克昌,把他杀害。虽然有一部分矿工跑出去参加起义,但是整个煤矿并没有能发动起来,否则,起义的声势还会更大一些。
江西巡抚吴重熹和湖南巡抚岑春蓂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官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在十月底就被镇压了下去。
在这次起义中,死于官军屠杀下的群众至少有千余人。起义的领袖人物,蔡绍南在战争中被敌人捕去,魏宗铨在部队打散后,躲在萍乡亲戚家中,也被官军搜获。他们先后都被杀。龚春台则在危急时逃出了部队,此人以后流浪江湖,在辛亥革命时又出现于一支起义部队中。参加起义的哥老会的许多头目,如上面提到过的醴陵的李香阁,浏阳的廖叔宝,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另立旗号的姜守旦,也死于此次起义中,他的部队攻打浏阳县城,没有成功,反而被敌人包围击败。
起义初发生时,湖南巡抚报告朝廷说,起义的&ldo;会匪&rdo;有&ldo;革命先锋军&rdo;的名目1。江西巡抚也根据萍乡的情况奏报:&ldo;逆匪所过地方只索军械,令供粮食白布,所抢劫焚杀者皆向办警察保甲绅士人家为多。到处出有伪示安民,收买人心。&rdo;2这些情形使官方明显地看出,这次起义不是单纯的&ldo;会匪&rdo;行动。在起义地区以外,官方又拿获了不少同盟会会员,知道这次起义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关,更感到事情的严重。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在总结事变经过的奏折中说:&ldo;此次匪乱……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rdo;,&ldo;系由逆匪孙汶(指孙中山‐‐引者)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rdo;1!
在长沙的刘道一本想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但用密语写的电报都被扣发,他随即被官方捕获杀死。在湖南被杀的还有个有名的同盟会员禹之谟。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湖南办过毛巾织造厂和学校,由于积极参加1905年的抵制美货和争回铁路权的爱国运动而成为学界和商界知名人士。他在这次起义前四个月已被官方借故加以逮捕,判处十年徒刑,监禁在靖州。官方怀疑他是这次起义的策动者,加以种种酷刑,终于把他绞死。
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是从报纸上才知道这次起义的。孙中山和黄兴立即派出一些会员回国,分赴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各省,企图组织力量,响应此次起义。但这些回国的人几乎都在各地被官方查出来了。他们被捕后,有叛变投降的,如在同盟会本部任干事的孙毓筠,他是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他在南京被捕后立即向两江总督端方摇尾乞怜,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多数英勇牺牲,如杨卓林,他是小贩出身,又当过兵,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这次回国后想联络江苏、浙江的会党,却在上海结识了两个由端方派出的冒充会党头目的密探,他被骗到扬州遭捕后,表示宁死也不放弃革命立场,因而被杀。
这次短命的起义,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领导,或至少是与他们有联系的第一次起义。在这次失败的起义中,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虽然表现得很英勇,而且努力从下层群众中寻找可靠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不是艰苦地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而仍然只能依靠现成的旧式会党组织,在这点上,这次起义在以后同盟会所领导的多次起义中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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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均见《魏忠铨传》,载《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页1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