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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守备区上上下下自然也都知道即将撤销的消息。昔日宁静的军营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各种传说和消息像乌云一样笼罩了军营。

母亲发现自己的家里冷清了许多，以前在那些宁静的日子里，客人总是盈门的。这些天来家里的客人选择的时机大都是父亲不在的时间，因为在这种时候，客人们是自由的。这是客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

在守备区父亲是司令，是这方水土的衣食父母，下级有些困难都希望能找到父亲倾诉一番。办公室的父亲很忙，历来也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因此有困难的下级总愿意找到家里来向父亲倾诉。为了表示亲近和诚意，客人们总要带些东西，例如老家的一些土特产，或者两瓶酒两条烟什么的，这些东西当然随客人的困难大小、职务高低而定。父亲从不拒绝这些客人上门，也很有耐心地倾听下级们诉苦，但想把带来的东西留在家里是万万不能的。

客人走的时候，会故意地把带来的东西像遗忘了似的放在某个角落里，父亲总是说：&tis;&tis;同志，请你把东西带走!

&tis;&tis;同志就一脸尴尬，努力笑着，说一些不成敬意的话。父亲不听，仍说：&tis;&tis;同志，请把东西带走!

父亲说这些话时是一脸严肃的，也是毫无商量余地的，&tis;&tis;同志便只好沮丧地把这些东西带走了。父亲不收这些人的礼品，但该办的事还是要为下级办的，结果弄得下级就很感动。在父亲不在家时，又偷偷把东西带过来了，和母亲寒暄一阵便把东西留下走了。这时，母亲也会像父亲似的说：&tis;&tis;同志，请把东西带走!母亲说了这话，神情和语气全没了父亲的威严和决绝。&tis;&tis;同志便真诚地笑一笑，说了热忱又感激的话，然后就走了。母亲觉得没有理由不收下这些东西了，就收下了。母亲收下这些东西后，从不向父亲言说，而是把这些东西先放起来，放在父亲看不到的地方。家里柴米油盐的这些事父亲从来不过问的。父亲要喝酒也要抽烟，这些东西都是母亲张罗!过一段时间，父亲烟酒断顿时，母亲便把客人的东西拿出来，父亲也不问是从哪里来的，就抽就喝。

时间长了，客人们便都在父亲不在家时来拜访母亲。有事的客人自然都不是空手的，他们向母亲倾诉自己的难处和不公，希望得到父亲正义的指示。来人说得很动真情，声声血、句句泪的，母亲听得也很投入，不时也陪来人叹气或流泪。来人倾诉完了，便告辞了，母亲仍会说：&tis;同志，请把东西拿走吧!母亲自然说得并不果决，甚至语调里充满了柔情，来人的东西自然也是不会拿走的。

母亲收了来人的东西，心里自然对来人的困难充满了同情，在晚上和父亲躺在床上时，总是要向父亲传达一番的。母亲在传达父亲下级困难时，总要增加一些发挥和创造，发挥创造的程度要依据来人礼物的轻重而定。礼物重些的，发挥的余地自然要大一些，而且要反复强调，直到引起父亲的重视答应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过问一下，母亲才住口。于是安然地和父亲一起走进梦乡。

渐渐，在守备区干部、战士的眼里，母亲变得和父亲同等重要起来，私下里在守备区干部战士中流传起来一句民谚：有困难找老邱。老邱就是母亲。母亲的威望在守备区直线上升，母亲走在守备区营院里，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要向母亲恭敬地问候，她迎接一个又一个虔诚的军礼。母亲只是父亲的家属，享受如此的待遇这是守备区非军人中独一无二的。于是，母亲有十二分的理由在营区里昂首走路，面带自信的微笑，这种心态使母亲愈发地显得年轻而慈祥。

父亲对母亲私收下级礼品的事是有些察觉的，证据也是有的。于是父亲就在床上批评母亲道：老邱你不要这样，这样下去是要犯错误的。父亲也一直称母亲为老邱，虽然他比母亲要大上几岁。

父亲这么批评母亲，母亲总是口服心不服地说：下次注意就是了。父亲不再说什么，停了停母亲又说：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谁不送礼?又谁不收礼?礼又不是你收的，俺一个家庭妇女又有啥错误可犯!

父亲心平气和地说：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

母亲说：不送礼你就不给下级办事了?

父亲想想也是，下级有困难，只要合情合理的，他总是帮忙解决。当然这种合情合理每次都少不了母亲发挥创造的成分。但父亲还是说：办事归办事，收礼归收礼，这是两回事。

母亲说：知道了，俺不会犯错误的!

母亲虽这么说，礼照旧收，错误照旧犯。

父亲对待这件事，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母亲便觉得自己的做法已经合法化了，因此，母亲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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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大人

在守备区即将被撤销，人心惶惶之际，父亲门前一下子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母亲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不安。

她多么希望有人再一次敲响家门呀!

父亲在绝望的时候就想到了他的亲家，原军区参谋长。正如当年父母预料的那样，他们的亲家早已是军区的副司令了。这证明了，父母同样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在关键时刻想起了自己的亲家。其实他们早就想到了，只是父亲都在有意回避着亲家，因为权正在和静闹着分居。早在这几年前，权和静就双双离开了部队，他们一离开部队，原本貌似平静的小家便爆发了种种矛盾。权和静的矛盾引起了父母的高度重视，他们几次召见权，仔细询问矛盾的过程。权是什么也不说，在沉默中听着父母用高高低低的声音批评自己。父母在婚姻问题上都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依据，有的是做父母的那份责任和威严。很快父母的批评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最后终于偃旗息鼓。权从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待父母平息下来，他摁灭手中一直燃着的烟说：那我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