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先看了看我的脉搏,又把手放到我额头,然后说:&ldo;你并没有发烧。&rdo;&ldo;没有。&rdo;我点头说。&ldo;你一定做了个噩梦吧?&rdo;她又问。&ldo;好像是……&rdo;我想引开她的提问,她却不停地往下仔细追问,一双晶莹的眼睛那么漂亮地冲我眨着。我无论如何都不愿告诉她,她实在太整洁大方了。
她又把扶上铺位。但要是她一离开,我还得再爬下来。要是面前是老太太,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她,我想干什么,但她却顶多二十五岁,那么年轻,我真不好意思去开口说这些事情。
还是阿尔贝特帮助了我,他并不怕别人会不会害臊,反正他自己无所谓。&ldo;护士小姐,&rdo;他向那个女护士喊道,等人家转过身来他又说&ldo;他好像要‐‐&rdo;。这时阿尔贝特也觉得难为情不知如何文明含蓄地表达给人家。在前线,只说一个词就解决了,但在这儿,尤其还跟一位女士那可不行。他似乎受到了什么启发,用学校里常用的方式说完了刚才的话:&ldo;我想他是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rdo;
&ldo;是这样,&rdo;护士很温和地说,&ldo;但带着石膏就别再乱动了。好啦,您打算怎样?&rdo;她又冲着我问。
我吃了一惊,被她问闷了。我不知道她们称那为&ldo;怎样&rdo;,是职业用语。不过她看出了我的疑惑。
&ldo;小的还是大的?&rdo;
真难为情!我脸通红,汗水往外直冒,吞吞吐吐地说:&ldo;只来小的‐‐&rdo;
无论如何,我总算解决了一道难题。
我可以利用一个小瓶子。几个钟头后,不单我,许多人也都得到了。早晨时,我们便习惯了这些事情,说话要求也都自自然然不再难为情了。
火车缓慢地行驶着。还总是停车,抬走在上面死了的人。
阿尔贝特开始高烧。我倒不至于,但隐隐感觉有些疼痛,还可能有些虱子在石膏绷带下痒得我浑身不自在,又不容易搔到。
我们连续几天都躺着睡觉。野外风景快速地从车窗上闪过,我们在第三天的晚上到了赫伯斯塔尔。护士说阿尔贝特高烧不退;下一站要抬下去。&ldo;还有多远的行程?&rdo;我问。
&ldo;到科隆。&rdo;
&ldo;阿尔贝特,你等着。我们不会分开的。&rdo;我说。
等听到护士又巡视过来,我憋住气。脸涨得通红。她见了停下来问:&ldo;是不是有些疼啦。&rdo;
&ldo;嗯,&rdo;我呻吟着,&ldo;突然就疼起来了。&rdo;
她递给我一支体温计,便看别的病人去了,但我早已从克托那里学到了许多奇方异招。这种军用体温计,不适应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只要里面水银柱子升上去,就会在真空管里保持住,再不下落。
我向下斜着把温度计挟在胳膊下,然后不停地用手指弹击它。渐渐地它便升到三十七度九,再当我用一根火柴非常小心地加热一点它便升成了三十八度七。
我喘着粗气,呼吸紧张;眼睛死呆呆地盯着她,无奈地眨动着;有气无力地说:&ldo;我实在不行了。&rdo;
于是我的名字也被她写到一张字条上。当我的石膏绷带被再拆开时,我便踏实了许多,若非特殊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我俩被一起抬下了火车。
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接纳了我们,还把我们分到同一病房。我们也暗自庆幸自己所在的这所医院是有名的具有良好治疗素质和可口饭菜的综合医疗机构。我们列车上的病人把这里挤得满满地的,有些重病患者也先后被带入。由于医生人手不够,我们今天并有被检查。常常有橡皮轮平板车来来回回地在走廊里推着一个个平展展躺下来的躯体匆匆地经过。
我们几乎整夜都被乱糟糟的声响吵得没有睡好,天快亮了,我才稍微迷糊了一会儿。早晨大亮了,我才睁开眼睛。有个已经来了两三天的病号对我们说:&ldo;走廊里每天早晨都有护士做祷告,并把我们病房门都打开,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得到保佑。&rdo;
但这种良好的祝福反而使我们浑身都觉得酸疼。
&ldo;我们都在熟睡,她们却愚昧地干这些事。&rdo;我说。
&ldo;正因为那些伤病较轻的人都在这里,才选中在这儿作祷告的。&rdo;
我气急了,看着阿尔贝特不停地呻吟忍不住喊道:&ldo;你们能不能让我们清静一会儿。&rdo;
大概过了一分钟,那个穿着像咖啡壶一样的黑白相间的护士进来了。&ldo;护士小姐,您可以帮我们带上门吗?&rdo;有人问。
&ldo;我们要把开门为大家做祈祷呢。&rdo;她回答。
&ldo;那还让不让我们再睡觉了‐‐&rdo;
&ldo;睡觉能和祈祷相比吗,&rdo;她友善地瞪大眼微笑着说,&ldo;反正都七点钟了。&rdo;
那边阿尔贝特呻吟声又开始了。我愤怒地吼道:&ldo;快关上门!&rdo;
她吓得不知所措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ldo;我们做祈祷也是为了你们呀?&rdo;
&ldo;还不是那样,你先关上门!&rdo;
她没有关门转身出去了。外边此起彼伏的祷告仍然在继续。我不由地怒火中烧,便冲外面喊道:&ldo;要是我数三下之内,你们还吵吵,我就往外扔东西了。&rdo;
&ldo;我也不客气。&rdo;又一个人也随后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