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何水清是眼睛长在颅顶的人,每周一戴着墨镜,开着吉普,尘烟滚滚地去乡下上班,在那里泡热水脚,一心等周末开车回红乌镇。如此几年,忽然在去年留下五四枪及存折,和当地一位女老师失踪了。人们以为世间最惨莫过于何妻,她在意识到这罕见的背叛后带领牌友杀到女老师家中,将后者父母双双骂哭,人们又说这造下了孽。
三个月后,蓬头垢面的何水清和女老师回到红乌镇,人们看见他们在汽车站外分手,何水清还擦拭了她的泪痕,却不知她去哪里了。数日后,钓鱼人在护城河绿堤发现一具女尸,气体将紫黑色的腹部撑得像只地球仪,上衣的几只扣子都撑飞了,苍蝇正嗡嗡地来回飞舞。
死者家属捡走农药瓶,抬尸到公检法三家示威,要求验尸为他杀,这件事到纪委那里被断为&ldo;民愤极大&rdo;,何水清因此被罢免派出所长、副科级。死者家属不服,扯横幅继续上访,终是将何水清的编制也拿下了。这样的罢免也许算不得什么,要命的是熟人们的眼神,明面看来是关切的,里头却深藏着耻笑,因此当李局长问他要不要到治安大队帮忙时,他拒绝了,改去门户紧闭的档案室。
何水清说:&ldo;我是带着奔赴圣地的热情上路的,一直坐到火车能开到的地方才下车。在那里,城楼像想象的那样,放射着金光,而车辆接连奔行,发出哗哗的声音,我拥抱着沫沫,庆幸我们渡尽劫难,苦尽甘来。可是接下来的每件事都在告诉我:红乌容不下我们,这座城市也不会。
&ldo;一般的电影到最后才会释放出光明,而电影也就此戛然而止。它不往下讲,是因为它觉得幸福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赘述,可是我现在却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当我们翻过苦难的大山,看到的山的另一面其实还是苦难‐‐它们是在逃避。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出去的红乌人最后都灰溜溜地回来了,因为上帝从未许诺,只要你离开了,就可以得到。相反,他一早就将我们圈限在红乌,让我们翻身不得。你看看守所的老犯人,放出去了还是想办法闹点事,好再抓回来,为的就是要在臭烘烘的地方活下去。
&ldo;我回来了。火车开过红乌时(6),我已经预知将要受到的嘲笑,就像振翅的鸡飞上天,落地后难免要为别的鸡啄伤,而且我也看到沫沫脸上的死气,就像我来这里前在求知巷看到的于老师,脸面煞白,眼神直勾,没有光,可这些都不能超越我在城市地下通道所感受的绝望。我跪伏在那里,看一双双鞋经过,他们无论怎么饿怎么冷,都会安然走回家,而我却连一床温暖的被褥都没有。因为饥饿,我和沫沫的关系变得异常冰冷。
&ldo;在没乞讨前,我曾经在马路边等一个下午,为的是把路人等光,好到垃圾桶取半块面包。终于吃到时,我热泪盈眶,有一片屑儿掉下去,我快捷地蹲下去拈起它,塞到嘴里,然后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中年人,他给了我六块五毛钱。我干别的什么都赚不来六块五毛钱,但当我将手伸进垃圾桶时,它来了。因此我一下清楚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命运。我在红乌时怀才不遇,总想出走,就像你这样,但我现在知道,只有这个地方适合我。&rdo;
何水清这个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诗歌的城镇作家现身说法,让艾国柱颇难对付,而他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说客。自打几年前流露出走的意思来,艾国柱就意识到红乌镇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网。姐姐总是像打货一样,打回来一批又一批姑娘的信息,不是说长的好就是说工资高,为的是赶紧找一个温柔的笼子,将野兽困住。而那些熟人则毫不客气地说,你放着这么好的工作不要,不是轻视人吗?
外边的城市则像何水清说的那样,曾两次拒绝他。城市总是一个样子,长着青硬的楼宇,行走着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像一个傲慢的姑娘,将来者审判为一个明显的乡下佬。在第一个城市,他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惭,而第二个城市的面试间则端坐着十几个严肃的人,将他像一只小老鼠筛来筛去,以致让他的身体产生触电般的震颤。当他铩羽而归时,父亲控制不住笑起来,那既是耻笑,也是庆幸。这笑容很快传染给所有家人,他们将被窝掖得深深的,厚厚的,像掖一个深渊。
现在,他还是要出去。
他本来并不这样。在他还小时,父亲用起名的方式规划了他的一生(7)。他也一直努力走在这条从政的路上:师专毕业后考公务员,到司法局混迹,因为材料写得好被借调至县委办,并正式调入县委办。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可是启示还是在一个夏夜出现了,那夜之后,所有粘在他身上的荣耀都碎成粉末。
那夜,他走到人工湖边,准备收割一个叫王娟的姑娘,他喜欢她衣领下微露的乳房,以及从那白嫩处渗出的令人呼吸紧促的细密汗珠。可是等到这个只是在医药公司卖药的姑娘走来时,他却看见她脸上细微的倦怠。她像枚剪影坐于石凳,注视着空寞的对岸,随意说着什么,他一句也听不进,全身的力量都用在右手指了,它们像蚂蚁那样在一尺之间缓慢移动。终于趁着一个看似无意的机会,他将手指触碰上她的手指,然后是没有呼吸了地等待,要是过了几秒钟她的手还在,那就将它捏住,可她恰在此时将手抽走,压到大腿下。